一
風和日麗的那個午後，在「爾雅書房」，我第一次見到齊邦媛老師。她剛出版《一生中的一天》，出版社為她舉辦新書分享會。書是出版人隱地和作家陳幸蕙幫忙編選的。先是隱地去信，表示想出版她的散文集，齊邦媛推說，恐怕沒時間翻出舊稿來編輯。隱地說，不用勞駕您，我們幫您編好了。啊，那麼還得寫篇序啊！也不用，隱地說，我們節錄了您的幾句話，輯為一篇，作為序文。
書，就這樣上市了。會場好多人，台大柯慶明教授致辭時，稱譽她為「台灣文學國母」，她以嚇壞了的表情，撫按心口，表示愧不敢當。模樣極為逗趣。
在此之前，我未曾見過齊邦媛本人，僅讀過作品。當她致辭，一開口就是「我們台灣文學」、「我們台灣」。她說：「我們台灣文學要加油。」要掌握我們的優勢和特質，好好努力，
不要輸給中國文學。聽得我五內翻湧，感動異常。後來得知，「我們台灣」是齊邦媛的口頭禪。這句話經常聽到，但大都出自政治人物以及本土意識濃厚的作家、評論家之口，而齊邦媛，所謂的外省人，在中國大陸出生、成長的學者，卻經常把這些詞語掛在嘴邊，這不是常見的現象。她不是喊口號，不是謀利益，或向哪個團體表態交心，但文壇人士都知道，她持續為台灣文學做了許多事，透過教學、編書和譯介，替台灣文學向國際發聲。
台灣文學作為「我們的文學」，天經地義，卻非人人認同。尤其在台灣代表全中國的那個年代。她一方面遭到大中國主義者指責，一方面又帶著外省人的原罪。外省族群在台灣是尷尬的，即使融合於這塊土地，政治或文化認同也常遭質疑。她追憶，有一次參加台灣文學座談會，老作家坐著，不跟她握手，只問：「你會講台灣話嗎？」
對齊邦媛來說，來自政治的紛紛擾擾，實無必要。她為台灣文學所下的定義，明確簡易：「自從有記載以來，凡是在台灣寫的，寫台灣人和事的文學作品，甚至敘述台灣的神話的傳說，都是台灣文學。世代居住台灣之作家的當然是台灣文學；中國歷史大斷裂時，漂流來台灣的遺民和移民，思歸鄉愁之作也是台灣文學。」在這種定義之下，文學之路無限寬廣，有容乃大，就算被譏評為血統不純，又如何呢？
二
再讀到齊邦媛，是五年後的事。她出版了長篇自傳《巨流河》，何其厚重、沉重而穩重，磚頭一般的生命大書。此書開筆時她八十高齡，正是前述《一生中的一天》出版那年，定稿推出時已經八十五歲。拜讀後才知道，因為家世，因為時局，她的一生漂流，在國家苦難、時代動亂中成長。出生於一九二四年的她，經歷中日戰爭，接著國共內戰，朝不保夕；政府遷台後，雖然戰亂暫歇，但父親齊世英先是為東北問題得罪當局，後又因與雷震組黨而遭監控，全家過著風聲鶴唳的生活。在亂世中支撐著齊邦媛的信念，就是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