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文學，何去何從？」面對這個常見問題，我不願輕易宣稱「同志文學前景看好」。我受到英語世界酷兒學者影響，不願吹捧「未來」。這些西方學者紛紛質疑主流價值的時間觀，改而提倡脫離常軌的同志時間觀。他們不願樂觀謳歌「雅觀的」「未來」，反而搶救「不雅觀的」、被現代性摒棄的「過去」。
我也要迴避「寫同志文學還有前途嗎？」「同志文學，還值得寫嗎？」這類問題。這類問題都預設了一種執念：文學被限縮為獨尊寫作者的文類，而不被認為是開放給讀者群的公共領域。我強調，讀者群（包含編者、翻譯者、研究者等等）也都投入了文學的生產──讀書心得，書評，學術論文，讀書會，都是文學「場域」的參與者。「同志文學」的研究者跟「馬來西亞文學」、「以色列文學」的研究者一樣：都不可能只讀「文學文本」，而都要讀「不算文學文本」的周邊文字，例如各種舊報紙、書市情報、文壇野史等等；這些周邊文字是誰寫的？都是（廣義的）讀者寫的。沒有讀者，就沒有文學領域。
我將「同志文學何去何從？」這個問題拆解為二：一，對寫作者來說，在同志文學，還能做什麼？二，對閱讀者來說，在同志文學，還能做什麼？
一，對寫作者來說——
在國內外種種印刷品紛紛告急的二十一世紀，文學寫作者當然難受。面對困局，同志文學的寫作者固然可以跟其他文學寫作者「一樣」，不再完全依賴紙本印刷品這種舞台，轉而進攻各種視覺文本的平台，爭取更多曝光機會。
可是「同志文學」畢竟跟其他文學「不一樣」。對於「曝光」機會這種事，同志文學往往心內彈琵琶。同志文學的核心技術就是處理「不可告人祕密」──同性戀──的手工藝。其他文學並沒有像同志文學一樣將「祕密產業」視為核心技術。同志文學的參與者殫心竭慮，研發各種寫作技藝，讓讀者「感受」（而非「看見」）祕密被揭露、祕密被隱匿、祕密被捏造的各式情境，讓讀者「感受」祕密牽連的罪惡感、羞恥心。就算同志偶然遇上丁點喜悅，這種喜悅也被祕密產業改造為「竊喜」。其他文學通常巴不得讓讀者「看見」過目難忘的人物，但是同志文學經常反其道而行，祭出不讓讀者輕易「看見」的主體。同志文學的寫作者固然可以投入視覺至上主義的熱潮，但是也大可以跟熱潮唱反調：與其讓讀者輕易「看見」噱頭，不如讓讀者「感受」竊喜。
二，對閱讀者來說——
在研究同志文學史的過程中，我發現驚喜連連：學院內外的讀者並不必擔心「同志文學被研究完了」這種問題，反而要擔心沒有精力處理「持續增生、研究不完」的文學課題。「不雅觀的」、被現代性摒棄的「過去」，仍待新血投入搶救。我發現，台灣享有長達一甲子的同志文學（我以前也沒有想到同志文學歷史至少綿延一甲子），參與作者繁多（我以前沒想過多位名家也跟同志文學有緣），文本散置歷史各處（我以前沒想過一九五○年代報紙是同性戀寶庫）。這番文學榮景，在其他國家、其他年代，並不多見。
加拿大著名文學學者琳達‧哈虔（Linda Hutcheon）提倡「弱勢文學史」。她強調，弱勢的文學史不能只求「保存」歷史材料，還要力求「介入」主流文學史稱霸的局面，並且要爭取「文化詮釋權」。作為弱勢文學的同志文學，並不是要讓讀者「看見」史實，而是要讓讀者「感受」放在歷史中的種種感覺：文學並沒有「展示」歷史真相的義務，卻有讓讀者「回味」（即，再一次感受）種種委屈的力量。文化詮釋權的工作，並不是要還原「歷史真相」（歷史真相，有誰能夠客觀說清楚？），而是要為種種委屈提出多軌的解釋。一甲子以來，國人對於情慾的恐慌、對於身體的嫌惡、針對女性的歧視、對於警察國家的畏懼、對於美國霸權的膜拜、漢人對原住民進行的「物化」，共同造就了層層疊疊的難言之隱，都在文學留下痕跡。回味歷史座標上的同志文學，也就是換個角度回味台灣歷史。
＊作者為知名作家著有小說集《感官世界》、《膜》，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等。主編《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另有譯著多本。正在撰寫同志文學史。本文選自《印刻文學生活誌》九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