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F 沒有直接帶領抵制，而是作為協調角色支持運動。南非著名政治評論家 Tom Lodge 教授形容，UDF 是「寬敞的意識形態保護傘」（capacious ideological umbrella），將那些彼此分歧的團體置於同一天空下。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歷史學系副教授 Grace Davie 認為，UDF 與工會之間的聯繫，因地區及工會不同而異，但確實成功吸引一些獨特的地方組織參與，包括不同的民間組織、街道委員會（street committees）、黑人學生團體、房租協會、非洲民族議會（ANC）、黑人意識思想家、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人士，以及黑人中產階級等。
UDF 領導人之一 Mkhuseli Jack，1985 年向群眾講話時便說：「我們星期一不會到城裡買東西，一盒火柴都不會買。」當時，人口達 2,400 萬的黑人，消費力不斷增長，潛在強大的抵制消能力。根據納塔爾大學教授 Jill Natrass 當年所述，1975 至 85 十年間，黑人的個人總收入，所佔國民總收入的比例，已由 26% 升至 4 成，其消費支出，佔消費品市場年增長率近半。
儘管警察行使緊急權力，禁止集會、實行宵禁並拘留黑人領導人，Jack 及 UDF 其他領導人亦陸續被判入獄，增加組織抵制的難度。然而抵制對白人商人帶來的損害已變得明顯。其中約翰內斯堡商會協會，便有 80 名代表開會討論抵制帶來的問題。在國家層面，主要的工商業組織亦發表聯合聲明，表達同樣的擔憂。
整場抵制運動，令白人企業家損失高達 3 成業務，導致商店老闆其後請求政府屈服。2013 年，Jack 在一場座談會上回顧 1985 至 90 年間的抵制行動，認為抵制成功威脅政府的財政基礎，導致白人商店老闆亦呼籲推行改革。正如當年一名警察情報局長所指：「如果他們不想買東西，那犯甚麼樣罪？這是大規模行動，但你能怎麼辦？你不能因此射殺所有人、不能把他們都關起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CUP（原標題：南非種族隔離時代：抵制行動打破「白色經濟圈」）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