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大四下，終於進錄音室，唱歌、發片。又因為不是大家眼中的美女，所以，只能當一個被奚落的丑角。
我拚命搶話、搶發言機會、搶鏡頭。立刻就被亟需新人的主持界網羅。
第一個合作的大哥是倪敏然先生。他對節目很有想法，一想到立刻就要做，常常激烈地與工作人員溝通，那時飛進我世界中的爭吵、對立，和三個字或以上的髒話，撼動了我的宇宙。
第二位合作的大哥是曹啟泰先生。他的嘴巴總是連珠炮似地沒停過。一開機，他叭啦叭啦地串流程、介紹獎品，當時，我們從中午到晚上，一天可以錄遊戲節目《好采頭》五集。下了節目，啟泰哥還是不停地講——講他的老婆小孩、他的人生、他的婚顧公司，和他起了幾個會。
第三位合作的大哥是徐乃麟先生。一樣是個人未到聲先到的急性子。常常在化妝室就聽見他由遠而近的︰「快！快！快！」這三個字搭上他拍手掌的節奏，像極了清晨批發的漁市場，節奏刀起刀落之間，生意成交。
我後來的幾年也常常用乃哥的節奏說快！快！快！
或許也不用催促，因為沒有多久，我就做起現場Live直播。下午5：30播娛樂新聞到7：00，然後趕去廣播，做另一個現場，8：00-10：00的直播。
那是一段沒有朋友、沒有人生，只有工作的日子。
常常趕得連好好吃個便當的時間也沒有。一次，發現便當裡有隻小蟑螂，只能先把它挑開，然後不吃那個格子裡的菜，仍然把便當吃完。因為我連去找一份新食物的時間也沒有。
我要上現場了啦！快快快！
於是，工作人員遞資料慢了我急，新聞還沒剪好我變臉，每天急的下場是——猛爆型肝炎。
躺在病床上，我被迫思考人生的輕重緩急，那時的生死交關嚇醒了我，因為，我才三十歲。
出院付帳單時，看著那數字，可以換算成無數峇里島陽光燦爛的日子，或是紐約、倫敦、巴黎看不完的秀，我知道我人生接下來的選擇了。
後來，我盡量不急，盡量開心。
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只是把那份焦慮內化，不讓別人看出來。不想影響別人、不想給周遭工作人員壓力。
於是我在等待的小空檔玩「Angry Bird」，看那橫眉豎眼的鳥兒比我還氣，心裡便好受一點。或者玩「Candy Crush」，消糖果，一排排、一列列，兩眼發直，忘記時間。要是大一點的空檔，我就去附近的商場，什麼「Z」牌、「U」牌、「F」牌、「B」牌、「G」牌的快速時尚都逛，翻翻看看，好過在棚裡枯坐。
遠一點的人看不出來我心裡急，近一點的人還是感覺得到。
經紀人、助理怕我不開心，下載夯劇讓我看，準備零食、泡麵開趴，有時候甚至在後台布置了微微酒精、各種水果酒，讓等待變成了姊妹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