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悲痛欲絕、麻木、憤怒...」一天下午，彭布羅克太太（Jeannine Pembroke）坐在兒子的書桌前，情緒潰堤之前，她顫抖地在線上互助群組中發出第一條訊息。她25歲的兒子在生日前一天飲彈自盡了。幾個月過去，家人和朋友關心的電話越來越少，彭布羅克太太卻還留在原地，在悲傷的泥沼中動彈不得。
被留下來的人怎麼辦？《華爾街日報》揭露，自殺者親友遭受創傷後心理壓力，讓他們成為「高自殺風險」群，文中更點出社會對自殺者親友的諸多誤解。
痛失至親後，自殺者親友往往得不到需要的支持
「為什麼會這樣？我能做什麼？我該做什麼？」臨床心理顧問羅尼·沃克（Ronnie Walker）的繼子在1995年自殺身亡。他說，自殺者親友的悲傷是一種創傷性悲傷，「它讓人們倒下」，人們常常會感到內疚，甚至長年糾結於痛苦、無法回答的問題。
臨床心理學家喬丹（John R. Jordan）表示，即使不是親眼所見，大腦會自動根據你所知道的事實，創造圖像，形成創傷記憶。喬丹博士更指出，人們往往會對自殺者親友抱有疑慮，在心中暗想：「那個家庭出了問題。」就算是想幫忙的人而言，也可能會一直糾結於到底該怎麼做，而遲遲沒有給出實際幫助。這都使得自殺者的家人和朋友很可能得到較少的支持。
勇敢談論創傷，說出來真的會比較好
近幾日自殺事件頻傳。其實，台灣自殺率原就高於全球平均，社會對於自殺者遺族的關注，也因此逐漸成為人們視野中漸受重視的問題。然而我們也看到，不少自殺者親友最終敵不過憂鬱，也走上自殺一途。
自殺者遺族的漫漫長路，到底該怎麼走下去？美國肯塔基大學自殺預防實驗室的主任賽樂爾（Julie Cerel）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提及最新研究：公開談論所愛的人是如何死亡，以及談論聽到親人死訊的故事，可能有助於治療。她表示，那些願意談論創傷的人，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賽樂爾援引《臨床精神病學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2018年的研究指出，超過40%的人在治療前有自殺念頭，而在治療過程鼓勵人們談論創傷之後，治療後再沒有受試者有任何自殺想法。
在美國，越來越多志工投入自殺現場急救隊伍，他們被稱為喪親小組（Loss Team）。喪親小組通常由一名心理師和兩名自殺者親友組成。一位喪親小組的志工說：「當我到達現場時，我會說我的父親是自殺身亡的，我對你的損失感到非常抱歉，我是來幫助你的。」這些人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重新找到生活的意義，也得以正視自己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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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包威爾（Becky Powell）的丈夫開槍自盡。當時她是三個孩子的全職媽媽。她發現，丈夫生前向銀行和朋友借了數百萬美元，還承諾會給予對方高報酬。她說：「我們要處理很多事情，包括債務、失去丈夫、父親，還要面對他自殺的方式」。可能是身為母親的堅強，就在丈夫去世幾天後，包威爾下定決心，要重新振作：正常睡覺，每天都要洗澡、化妝，「儘管大多時候，都是哭著去做」，她還向一大群家人和朋友尋求支持，並從宗教和音樂找到安慰。
後來，包威爾出書了，透過分享她的家庭故事，她想幫助那些因為自殺而失去親人的人，她說：「你可以繼續前進，可以再次開懷大笑，我只是希望人們繼續懷抱希望。」
責任編輯／李頤欣
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透過守門123步驟-1問2應3轉介，你我都可以成為自殺防治守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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