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交媒體周四 (2月6日) 經歷了不平靜的一夜。 大約自周四晚間9點30分起，微博與微信上陸續出現新冠病毒吹哨者李文亮醫師的死訊，而到了約晚間10點40分，中國各官媒在《生命時報》「證實」他的死訊後，便紛紛在微博上表示哀悼。
此後，中國網民開始在各種社交平台上，哀悼李文亮的死，甚至有不少網民對他所遭遇的不公平對待表達憤慨。 1月31日，李文亮於從病床上將1月3日被武漢公安局要求簽署的「訓誡書」的照片上傳到社交媒體，這張照片也瞬間成為周四晚間社交媒體上最為廣傳的內容之一。
直至北京時間周五 (2月7日) 下午四點為止，關鍵詞「＃李文亮去世」在微博上有超過4億的閱讀量，另外也製造了35萬的相關討論。 此外，中國網民甚至從周五清晨開始，關鍵詞 「#我要言論自由」 也開始在微博上受到高度關注。 微博數據顯示，到北京時間周五清晨五點為止，「#我要言論自由」已有超過180萬的的閱讀次數，並製造了8164次討論。
雖然微博在北京時間周五上午九點多審查了與「言論自由」相關的關鍵詞，這個現象仍然在網絡上制造了不少討論與關注。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 (Wilson Center) 的研究員鐘瑞告訴德國之聲，自從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的公民社會很快便意識到，他們需要透過實際的集體行動才能有效的應對疫情帶來的影響。
她說：「對抗疾病與對抗天然災害一樣，政府必須不斷提供人民準確又實時的信息，這樣人民才知道如何應對。然而，武漢政府在新冠病情爆發初期，便沒有做到這一點。李文亮在疫情初期試圖將新冠病毒相關的信息分享給其他同事，希望能藉此讓這個警訊傳遍武漢其他地方，但是當時武漢政府將他提供的信息，視為毫無價值的訊息。 所以當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傳開時，許多中國人都對這個消息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 」
人權觀察的中國研究員王亞秋則認為，李文亮在世時從來沒有想要成為一個吹哨者。 他只是一個有良心的正常人，而許多中國人透過這個普世價值觀，與李文亮的際遇產生某種程度上的連結。 她告訴德國之聲：「李文亮的死顯示在中國這個充滿騙局、壓迫與零問責制的社會中，任何人都可能輕易失去生命。 」
即便如此，鐘瑞與王亞秋都不認為這股從社交媒體上發起的動能，可以對中國政府對社會的掌控產生決定性的衝擊。 鐘瑞指出，中國政府通常會允許人民對地方政府說出批判性的言論，但是當網民開始將矛頭指向共產黨或習近平本人時，中國政府便會開始封鎖賬號及審查內容。 她告訴德國之聲：「中國政府對特定言論的審查與中國人民如何躲避這些審查，都會因不同的議題而產生不同的結構。 」
人權觀察的王亞秋表示，與過往其他災害不同的是，新冠病毒的疫情不僅直接影響到了中國所有的人民，它的影響期可能更長。 然而，她說過往的經驗顯示，每當中國政府決定緊縮言論自由的空間時，它們總能在短時間內讓中國的公民社會噤聲。 她告訴德國之聲：「打壓公民社會是中國政府長久以來都十分擅長的一件事。 」
然而鐘瑞認為，中國社會賦予新冠病毒的污名、各大城市基本物資的長期缺乏與人民因政府處理疫情不當而產生的不滿情緒，會讓這個公共衛生災難，漸漸演變成一個多面向的安全議題，而中國政府在不久的將來，也會必須從各個面向來處理從新冠病毒疫情所衍伸出來的問題。 她告訴德國之聲：「我不認為我們現在所目睹的現象，會在短期內迅速消失。 」
文/楊威廉
責任編輯/柯翎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