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錶
日本在幕末時期即已發展出「和時計」的機械時鐘製造技術，明治維新以後又引進西方的新技術，到1911年時，時鐘的年產量已達八十六萬支。
日本統治台灣初期，正好是日本國內鐘錶業起飛時期，隨著提倡現代化的政策推動，也帶動了機械鐘錶的成長。從1896年的進口總值24,201元到1939年320,972元，44年來需求可以說翻了十三多倍，但由於在日治時期的貿易列表裡，並沒有將「鐘」與「錶」分開，因此沒辦法確切知道懷錶或是腕錶的實際進口量。
提包
將包包視為裝扮的飾品，大約是在十八世紀末後，由於附有衣袋的波浪型裙子被修身的衣服取代，女士們便紛紛去尋找可以裝載個人物品的袋子。而隨著一戰二戰的開打，物資短缺，晚宴包等華麗的手包頓時成了奢侈品，而簡潔甚至粗糙的提袋、提包，卻在之後開啟了新的流行。
露趾高跟鞋
這是遵照〈婦女圖〉中，畫家陳進在作品裡的設計。高跟鞋是日治摩登女性必備的裝扮之一，1931年有一則剖析臺灣摩登女孩（modern girl）的文章，描述當時在街頭上，時常可以見到三五成群的短髮女孩們手牽著手，穿著能讓足部線條更為豐美的白色高跟鞋無拘無束又活潑潑地往來著。
政府不允許的美麗
「初見楊女士，容貌姿麗，有如我小說『楚楚公主』中的美少女。心想她是適合穿長衫的人，但在巡警會用剪刀剪斷長衫裙裾的時代，她並沒有穿長衫出現於編輯室。」 ──（西川滿，1941）
「皇民化運動」是二戰時日本對少數民族、殖民地推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希望藉政策讓這些族群認同自己身為日本人的身分，也因此具有「支那色彩」（中國風）的旗袍，很快地便被警務單位列為「挑發性服裝」。
而新興職業婦女更常遭到政府的注意，例如政府就曾要求女給或酌婦（陪酒女性），改穿著樸素的洋裝或兩件式套裝，或是宣導民眾把中式的盤扣改成西式扣、把開衩縫成裙等等。
即便西川滿回憶中的楊千鶴女士並不會穿著長衫出現在編輯室，但這位台灣首位女記者楊千鶴，確實有許多穿著長衫走在街上的回憶。
「……如果不是和日本人朋友同行，穿長衫對我而言實在麻煩費勁，起初也沒有意識到這些，但有時察覺到他人責備似的眼神，都不免讓穿長衫的我心頭一驚。」
「參加日軍攻陷新加坡的慶祝遊行，擦肩而過的年輕日本人女性拋下的那句『真是適合非常時期啊』，彷彿就是針對自己的長衫說的。」
在皇民化時期，男孩女孩們穿著的服裝不再只是一件單純的布料，更是一種思想培養，比如中學校開始將詰襟制服改成卡其色的戰時服裝，並加上綁腿；女校多了許多關於和服製作的課程，希望能透過服裝，讓台灣的少男少女對於日本更加認同。
各個女孩穿著長衫的理由皆不相同，有些女孩用長衫背後的政治意涵，表達自己的立場；也有女孩是單純喜愛那優美的線條，在戰爭時代努力用一匹布料活出自己的色彩。
如果服裝一直都是性別與政治的角力場，那麼她們在大環境下對美麗的小堅持，或許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對自我的追求吧。
作者介紹｜台灣服飾誌
一個愛好者籌備的台灣服飾誌，述說從荷西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到日本時代的服飾故事。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costume0707/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方格子（原標題：日治晚期──職業婦女）
責任編輯／李頤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