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位階」在婚禮或日常生活中，更加顯而易見，平路舉例：「只要參加任何一個婚禮，你就會立刻看到，原本只是夫妻兩個人的決定，卻連結到多少父母的親友，而這樣的場合，傳遞著怎樣的訊息？一切都是非常清楚的。」個人的選擇，受制於社會的倫理架構，甚至為倫理架構服務、傳聲。
「為什麼呢？最直接的原因在文化裡。」平路認為，台灣社會至今仍保有中國儒家傳統的價值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政權『維穩』的方式。」藉著這種價值觀，政權得以建立起一個安穩的同心圓，下對上有一種服從關係，社會相對穩定，位置卻是不能翻轉的。
「長大」就能解套？打破威權，尊重應是相互的
「就像社會上，只要有年輕人與長輩衝突的新聞，年輕人就常常被冠上『逆』。」平路說，「所有人不顧雙方發生什麼事，直接作價值判斷。」「逆子」在這種價值體系中是有罪的，年輕一輩的聲帶，也就這麼被打了個結，除了服從體制，很難有任何對抗的手段。
最容易的解套辦法，可能就是「長大」，這裡的「長大」指的是生理年齡，而不是心智。
平路認為，「文化是非常強大的。」只要進入「倫理結構」，「社會化」的需求很快就會改變年輕人原本的價值體系，「你在社會中，要存活、要溫飽，就更容易接受社會既有的規範，必須去大幅度轉換認知系統，否則認知會失調，最後就會認同：『對啊！我十幾歲時其實不懂事！沒有現在那麼成熟。』」
「我們的社會化太早開始了，無論何時，都被規範、規勸，甚至被懲戒。」平路說，「回到結構中，就會擁有一種安全感。我們社會更努力告訴年輕人，要順應上一代，桌子旁邊就會掉下一堆好處。」
平路嘆了口氣又說：「對我來說，『成熟』不是服從，而是聽到自己的聲音，做真正符合你心裡的願望的事情。然而我們的社會卻正好相反，剛好要求人們不要去『聽見』自己的聲音，聽不見、漠然，才擁有所謂『競爭力』。」文化中的「年齡歧視」、「倫理結構」，都被這些看不見的力量牽引，年輕一輩的聲音，愈來愈小聲，「父權」也得以維繫它牢不可破的規範力量。
欣慰兒女為夢而活-「我怎麼能不崇拜他們？」
「尊重應該是『相互的』。但是現實中不是這樣，因為有了相互性，父子君臣結構會不穩。」平路苦笑。自己也從「威權教育」成長走來，她如今早是人母，「我自己成長環境比較威權，那我就是反其道而行，在一般人的眼光裡，我是個太沒有『主義』的母親，我非常崇拜我兒子女兒！」
談到作為一個母親，平路整張臉都亮了起來。她兒子原本在美國當律師，收入豐厚，「但他做一年律師就不做了，再也不上班了。回到台灣拍攝微電影、影像。」他現在正在拍攝一對同志伴侶的紀錄片，「雖然辛苦，但是卻很快樂！他業餘還做瑜伽老師！」
她女兒原本在波音公司工作，但為了實踐理念，到美國新移民區域當小學老師，「所以你說我怎麼不崇拜他們？」
「我最喜歡的，就是在他們長大後，和他們成為朋友，那是生命經驗最有溝通的時刻，就是兩個人，完全是平等的兩個人，我們所交換的是，對生命經驗的想法，這中間並不因為我養育他們長大，就有更多的發言權！」平路笑說：「親情，放置到倫理之外的定義，最合適的語言就是友情，因為了解、因為相知，那個基礎，跟一般朋友是一樣的！」
在「倫理」關係之外，社會需要的可能是更「純粹」的溝通，平路說：「紀伯倫有首詩寫，『父母是弓，兒女是射往遠方的箭』，一旦射出去，他會飛向自己的方向。」文化設定了彈道，但相互尊重卻可能融化長幼尊卑的硬殼，忘了「天地君臣父子」，記起「人」是怎麼一回事。更多精彩內容，請詳閱《今周刊》1057期。
撰文/陳亭均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今周刊（原標題：名家反思》公民權不只是政治的事，更是文化的事）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