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平路的作品，總讓人勇敢地面對社會裡那些眾人習以為常，卻隱而不顯的權力關係。談及「十八歲公民權」，平路說：「我們的文化看似敬老尊賢，其實充滿年齡歧視。」
作家平路一輩子都在對抗台灣文化中的「父權結構」，舉凡她的評論、報導，甚至是她的小說，都書寫出在社會裡隱而不顯，卻又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但當她聽到《今周刊》民調的結果，終究也忍不住輕呼了一聲：「天啊！」
畢竟，在這份民調中，不支持政府賦予年滿十八歲年輕人公民權的聲音，明明白白地以四七％壓過支持者的三七．六％。人們對年輕人的不信任，有時候就像膝關節反射，已經成了直覺式的反應。
即使台灣的投票年齡限制老早就跟不上世界潮流，年輕人還必須忍受不對等的權利義務。對於降低投票年齡的問題，多數反對者依舊想都不必想，就能投下反對票，「十八歲的青年思想未臻成熟」這種觀念，像是天經地義的事。
君臣父子觀念依舊-位階高低，卻變成說理基礎
平路曾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文化看似敬老尊賢，其實充滿年齡歧視。」她很清楚，「十八歲公民權」絕對不單單是件「政治」上的事，更是件「文化」上的事。
在體制上，「投票年齡」或許還有翻轉的機會，但那些文化裡「論資排輩」的倫理結構，卻堅決地幾乎不可撼動，盤根錯節虯在集體意識的深土之中。「我們以為自己很多元，每個人都說台灣的問題就是太自由了，但其實可能並非如此。」
「這樣的倫理結構在我們心裡發聲，即使沒有直接聽見，我們還是活在其中。」平路談到「文化」，態度總是謹慎，每次論述前，都會沉吟再三，她很小心地又談了下去。
「在我們的社會，『倫理結構』是界定關係非常、非常重要的依據……，年輕人和年長者之間，在社會中會很輕易地產生某種『權力關係』，年長者就是父權社會的根基吧！」每個人都因為年齡，有了一個社會上的倫理位置，她說：「我們不自知地活在集體潛意識裡。」
「在社會上，常常可見到年長者因為年紀，變成『伯伯』，不然就變成『爺爺』，彷彿擁有這個身分就安定了……。作為伯伯，他是父輩階層，年高就自動德劭，有了上對下的位置。」平路輕嘆口氣，「原本討論事情，就應該要說道理，但位置的高低，卻變成說理的基礎。」
平路很認同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想法，這種權力規範，就像毛細管，在社會各處無所不在。
「教育體系、司法體系、公務員體系，上對下的位置都是必須『堅守』的。」現在是司改會成員的她舉例，「司法體系為何讓人詬病？因為法律，人要嘛是同門、要嘛是同輩、要嘛有師承，所以即使經過一審、二審，都不會去推翻前面（那些同門、同輩、師承關係）的認定。」如此一來，人治和自由心證就取代了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