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女性主義實踐常在抗爭不合理的權力，抗爭者有時帶有道德帝國主義（moral imperialism），以此抵抗、改變既有的權力結構。只可惜，在誘姦/強暴的案例中，女性主義實踐所擁有的道德帝國主義，其力量依然無法抵抗誘姦/強暴此種更巨大的暴力，無法改變被害人充滿自尊又充滿罪惡感的「自我」。
她現在還感覺到那食指在她的身體裡像一個搖桿也像馬達。遙控她，宰制她，快樂地咬下她的宿痣。邪惡是如此平庸，而平庸是如此容易。愛老師不難。（頁67）
老師對學生誘姦/強暴的權力，是我們「台式升學主義的慘痛、殘酷和不仁」，經歷「一個挑燈夜戰的夜晚的意志乘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以一個醜女還要勝過的十幾萬人」（頁67），所賦予的。
沒有人比蔡良更了解這些上了講臺才發現自己權力之大，且戰且走到人生中年的男老師們，要盪亂起來是多盪亂，彷彿一次把前半生所有空曠的夜晚都填滿。
蔡良趁曉奇一個人在櫃檯前等學費收據的時候，把她叫到一旁，跟她說，李國華老師要幫妳重點補課，老師說看妳的考卷覺得妳是妳們學校裡資質最好的。蔡良又壓扁了聲音說：「但是妳不要告訴別人，別的學生聽了會覺得不公平，嗯？」
那是一切中上的郭曉奇人生中唯一出類拔萃的時刻。蔡良去學校接曉奇下課，直駛進李國華的臺北秘密小公寓裡。（頁100-101）
再者，「脆弱」，往往是被權力結構所定義的，脆弱者的性質或脆弱者的需求，經常會被轉譯成為一個「遠離真實的再現」[1]。可悲的是，誘姦/強暴被害人的脆弱之處，正是我們社會所一直讚揚的價值：那個羞恥之心，那個幽深的教養，那個沖不掉的倫理。而這些是與法律的設定互相矛盾的。
他說：「我只是想找個有靈性的女生說說話。」她的鼻孔笑了：「自欺欺人。」他又說：「或許想寫文章的孩子都該來場畸戀。」她又笑了：「藉口。」他說：「當然要藉口，不藉口，妳和我這些，就活不下去了，不是嗎？」
李國華心想，他喜歡她的羞惡之心，喜歡她身上沖不掉的倫理，如果這故事拍成電影，有個旁白，旁白會明白地講出，她的羞恥心，正是他不知羞恥的快樂的淵藪。射進她幽深的教養裡。用力揉她的羞恥心，揉成害羞的形狀。（頁70-71）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忽略了誘姦/強暴的一個核心——那個很乖、功課好、會不斷自我譴責、能為升學而自我封閉、那個羞恥之心、那個幽深的教養、那個沖不掉的倫理的「自我」。
這樣的「自我」不斷進行著自我防備（注意，不是防備狼師，不是防備他人，而是防備自我），防備成為不了他人眼中的「自我」。是這個「自我」讓暴力與權力變得容易實行，或者說，施暴者利用了這個「自我」遂行其暴力與權力；也是這個「自我」來獨自面對誘姦/強暴下的脆弱處境，或者說，被害人的「自我」正是誘姦/強暴下最脆弱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