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學家吳晗寫了一篇著名的論文叫《胡惟庸黨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從頭到尾縷析了一遍，最後證明，胡惟庸的前述罪狀多屬捕風捉影之詞，胡惟庸案是一個冤案。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發現，已經是胡惟庸被處死很多年以後了，也就是說，當胡惟庸案發的時候，他並沒有正式的罪名。
既然胡惟庸沒有正當罪名，又為什麼會被殺死呢？《明史》上說，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寵愛，自己獨攬丞相大權，有的時候，發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報告，還隨便提拔人和處罰人，當時有很多人奔走於他的門下，送給他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專權，因為他專權，即使他沒有罪，也要把他殺掉。由此可見，胡惟庸之罪在於擅權僭侈，而這正是最不能為朱元璋所容忍的。洪武十一年（西元一三七八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書省的權力，命令以後臣下上奏書，不許「關白」中書省。「關白」是什麼意思？就是凡是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時送給中書省丞相一份。作為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權獨攬，掌控生殺予奪，決定一切，怎麼能允許這個權力被丞相分割呢？到了洪武十三年（西元一三八〇年）他除掉胡惟庸，終於廢除了丞相制度。
丞相的權力太大，殺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個丞相，仍然不免要與皇帝分享權力。於是，朱元璋乾脆一勞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會再有丞相與皇帝分權了。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黨案後，朱元璋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中央機構，主要是：廢中書省、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洪武十年設立）、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總的精神是：將政權、軍權分割為若干部分，由各個系統不同的機構分別掌領，在丞相被撤銷以後，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六部與皇帝之間，沒有了丞相這一中間管理層，一切大權都由皇帝掌握。從中書省綜掌政權一變而為皇帝親自管理庶政，皇帝直接統轄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殺大權。「政事一從皇帝出」，皇權相權合二為一，從此在中國歷史上已有一千多年的丞相（宰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度遂告結束，「朱元璋成為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皇帝」。
在廢除丞相制度同時，朱元璋對掌握國家最高軍事權力的機構也加以改組，他下令解散原來的最高軍事權力機構大都督府，因為大都督的兵權太大了。他把大都督府劃分為中、左、右、前、後五個都督府，即五軍都督府，每個都督府都有一個掌握著一定兵權的都督。這樣，統領天下兵馬的大都督兵權就被瓜分了。每個都督的權力只有原來大都督的五分之一，不足以對皇帝構成威脅。並且五個都督互相制約，互相監督，聽命於皇帝，如果一個都督要造反，其他四個將會形成牽制；退一步說，即使有兩個或三個都督串聯起來要造反，也不太容易。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傳給子孫，他不僅不願意自己的權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允許子孫的權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銷丞相制度這件事寫到《祖訓》裡頭，規定子孫後世永遠不許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議立丞相，必須嚴懲。洪武二十八年（西元一三九五年），朱元璋敕諭廷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勿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總而言之，將朱元璋處理胡惟庸案及其後的一系列舉動串聯起來，可以看到他不遺餘力地集中皇帝權力的整個過程，朱元璋的改革使得皇帝的位子坐得更穩了。從此，皇帝不再允許自己的權力分散，中國君主宗法制的專制制度被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從這個意義上看，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個冤案，又不是冤案。說它是冤案，是因為在將胡惟庸處死時，他還沒有罪名，後來所指的罪行都沒有實證，所以說他是冤枉的。他死後，才說他謀反，說他勾結蒙古人，說他勾結倭寇，罪名越加越多。這些罪證一件件揭發出來時，已經到了朱元璋的晚年。說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為他死於專權、犯了眾怒，頗為同僚所憎恨（劉基、徐達等人都認為他奸邪不可靠），而且影響到了皇帝的專制集權，身首異處只是早晚的事情，所以說朱元璋也沒有冤枉他。
胡惟庸案前後延續十四年，一時間包括開國元勛李善長在內的功臣宿將被誅夷殆盡，達三萬餘人。也還是朱元璋想藉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防止他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那麼，為何在他們身上非得加上「謀逆之罪」（勾結蒙元、私通倭寇、圖謀造反）而不是專權、貪腐之罪呢？其背後還有其他隱情。在明朝興兵之時，朱元璋為了鼓勵文臣武將給自己打天下賣命，曾授予多位開國功臣免罪鐵券，其上多鐫刻「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免二次」之語。正因為不加謀逆之罪無以破功臣的鐵券保護傘，所以將胡案定為謀逆，一石二鳥，便可一舉誅滅功臣了。
在胡惟庸案中被牽連的李善長死後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國用就上書為他鳴冤，意思是說李善長的地位已經很高了，即使幫助胡惟庸篡位成功，地位也不會更高，李善長不會為此冒這麼大的風險。李善長這樣有大功的人得到如此下場，將會令天下人寒心。王國用的批評尖銳直白，入情入理，無可辯駁。朱元璋讀了如此冒犯的話，心知理虧，竟然不予追究，足見李善長死得有多冤枉。
專制君王對於權力的追求似乎沒有止境，因而對於權臣的防範也就沒有止境，越到晚年，他的這種心態也就越嚴重。他感到年老體衰，他要為未來的繼承者留下一個安全的世界，措施之一就是再次大開殺戒。
作者介紹｜馮玉軍
男，1971年出生，法學博士，現為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包括本書，已正式出版學術個人專著十多部，並主編許多學術著作及法學教材等；在核心學術刊物及其他刊物、報紙上發表論文百餘篇，編輯教材和入選論文集數十部。學術研究領域為法學理論、法律經濟學、立法學、宗教法治研究、後現代法學、法律全球化等。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清文華泉《比竇娥還冤：明清奇葩大案》
責任編輯/潘渝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