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經常被人掛在嘴邊，作為當下美中對抗的詮釋。今天部分引用「修昔底德陷阱」的人，按圖索驥，認為責任全在美方、美國恐懼中國變得強大云云。2012 年提倡此術語的國際關係專家、哈佛大學教授 Graham Allison 當時以「雅典的崛起及斯巴達的對此的恐懼，令戰爭無可避免」，來描述美（斯巴達）中（雅典）的衝突。然而，研究中國史的賓夕凡尼亞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林霨（Arthur Waldron），在 2017 年曾批評，根本沒有「修昔底德陷阱」這回事。
Allison 在 2017 年推出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上述 Allison 引用的句子，出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林霨同年曾作書評，指出多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學家一直思考固有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注定一戰」的問題，當代古典學權威 Ernst Badian 和 Donald Kagan 教授，都曾有著述推翻「修昔底德陷阱」的史觀。
林霨表示，儘管修昔底德認為斯巴達擔心雅典崛起而發動戰爭。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亦明確指出，其時的雅典已成帝國，並希望通過煽動戰爭，消除斯巴達人的威脅，令對方明白自己再無勝出可能。林霨闡述 Kagan 的看法：不論先發制人或任何形式，居住在南部深處，備戰時期外都以簡樸農村生活為主的斯巴達人，並不希望爆發戰爭。
事實上，戰爭的啟端，是雅典另一對手城邦哥林多（Corinth），出於自身目的不斷挑釁斯巴達人，令他們陷入狂熱的戰爭狀態，甚至不理會國王阿希達穆斯二世（Archidamus II）阻止。而在戰爭一開始，阿希達穆斯二世要求雅典作出小讓步但被拒。隨後瘟疫侵襲雅典，雅典人的重要領袖伯里克里（Pericles）死於瘟疫。
林霨又表示，Kagan 及 Badian 二人均指出，雅典及斯巴達在內的希臘城邦國家之所以能和平共處，原因在於各城邦的領袖，構成了共同管理事務的友好網絡。當瘟疫帶走維持和平機制的關鍵人物伯里克里，民粹便接過戰爭的指揮，令伯羅奔尼撒戰爭變得熾熱，最終摧毀剛崛起的雅典。至於斯巴達人，根本不理解「先發制人」（preemption）這種行為對其他人來說，有甚麼背後動機。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雅典人迫得他們不得不群起攻之，最終取得勝利。按照以上描述，林霨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術語，因為它最主要的例子 —— 伯羅奔尼撒戰（Peloponnesian War）—— 根本沒有反映相關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