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二月，我在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準備著「台北機電人」展覽，也跟家人過了難得的農曆春節，這時候開始，台北街頭已是人人戴口罩、藥房前大排長龍的防疫景象，而西方國家卻活在一個平行的宇宙，占據《BBC》頭版的無非是奧斯卡頒獎典禮、歹戲拖棚的脫歐，以及暴風過後幾個英格蘭小鎮的淹水災情。但疫情很快地在某個時間點陡升，一個沿著陡坡而下的巨大雪球迎面衝往歐洲各國。三月六日，我離開台灣，抵達一家三口居住的英國倫敦時，迎接我們的，是一座又一座的危城。
英國：「低強度」防疫下的霧都，山雨欲來
抵達英國的三月天，希斯洛機場入境大廳仍一如往常地繁忙，成群從度假勝地歸國的旅客推著行李，被陽光烤紅的肌膚上是沒有任何防護配備遮擋的燦爛笑容，所有人在沒有檢疫站、健康量表與任何措施的阻擋之下，長驅直入。
倫敦儘管表面上平和，疫情的爆發卻激起了所有人的恐慌意識。剛回來的幾天，首先每週來家中打掃的波蘭阿姨一聽到我剛從亞洲回來的消息，第二天馬上消失辭職不幹；在地鐵，亞洲人首次有種生人勿近的流氓體驗，不僅眾乘客總是把隔壁的位子讓給你，站在空空如也的電梯中，推著嬰兒車的媽媽還是會很客氣請你先上。
三月中，英國首相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發表演說，指出在這場世紀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當中，無數的英國家庭將失去家中摯愛親人；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也表示在目前無法根絕病毒的情況下，與其封城鎖國，不如讓夠多健康的英國人先被感染產生「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不僅能為隔年冬天疫情再次爆發做準備，還能保護老弱婦孺等高危險族群；三月的那段時間中，英國政府仍實施著不禁止大型聚會、不停課、不檢測、輕微症狀者只在家中隔離7天的「低強度」防疫政策。
從消失的同學到與救護車的拉鋸
僅管疫情讓人擔憂，倫敦這座城市的節奏一如往常地緊湊，而我的生活也一如以往地雜亂：早上在一片哭叫聲中匆忙打點，在搖晃的公車中啃著早餐，把小孩送去幼兒園後直奔工作室，在尖峰時段的地鐵裡與推擠的人群分享著彼此的鼻息與口臭，晚上拖著身軀走在回家路上，心裡也不禁懷疑，這個城市連延續百年的鼠患都無法解決，將如何面對新型病毒的肆虐？
兒子幼兒園裡的一連串謎團，也讓生活增添了些詭譎氣氛。一開始，只是零星幾個同學請了病假，接著Leo、Linda到Mateo，一個個學生神祕地消失，連老師都接二連三地曠職；我每天接送小孩上下學，只見愈發冷清的大廳與面色鐵青的園長。一週後，學校果不其然地宣布關閉。僅管活蹦亂跳的三歲兒子與我都沒有明顯症狀，但妻子卻持續低燒與呼吸急促，她的身體感到疼痛，面孔因呼吸困難而蒼白。深夜，當她頹倒在沙發時，我看著那張靜止的面孔，下意識伸出手指探了探鼻息，在均勻呼吸穿過指尖之時鬆一口大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