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漫長又痛苦的日子過了數天，眼見症狀沒有減輕，無計可施下，我們在手機中按下了求救鍵，話筒那端則響起了悠揚的樂曲與忙線中敬請稍待的電話錄音。
那天的我坐在床頭，在足足四十分鐘的漫長等待中，腦海閃過無數念頭。首先，是失去伴侶的可能性，我回想著從年輕的無憂無慮至近期的柴米油鹽到現在的生死之間；接下來，我想到自己的可見未來，就連幫兒子包尿布都會漏糞的我，將在疫情肆虐的倫敦城中，孤立無援、食物短缺。思緒至此，一股由衷而來的恐懼感襲來。
停在家門口的救護車引起街坊鄰居的一片恐慌，在窗簾後方一雙雙驚恐眼神下，醫護人員踏入了家門並在三十分鐘後離去，原因是妻子並非「高危險族群」（如高齡者與慢性病患）、也沒有「嚴重症狀」（如高燒不退），在沒有任何檢測與安排入院治療下，醫護人員建議妻子多喝水、多休息、在家調養即可；之後幾天，我們展開了一場與救護車的拉鋸戰，每次，姍姍來遲的救護人員均用各種理由將我們草草打發，但眼前缺氧窒息的妻子臉色已從慘白轉為鐵青；看著揚長而去的救護車，才理解到一個顯而易見的殘酷現實：我們已被醫療系統所拋棄。
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居住在南倫敦佩克漢姆（Peckham）的凱拉．威廉姆斯（Kayla Williams）出現呼吸困難與全身疼痛等症狀，應求救專線而來的醫護人員因其「症狀輕微」而拒絕醫治，隔天，威廉姆斯死於家中，時年三十六歲。威廉姆斯的故事，只不過是瘟疫英國其中的一小篇章。
如此的醫療現象，其實是過載的「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所面對的困境。
身居防疫第一線卻問題百出的NHS成立於一九四八年工黨時代，為透過全民徵稅所支持的醫療安全網，它曾是英國社會公義的驕傲，但在保守黨政府長年刪減預算下遊走在破產邊緣。NHS就像是個老態龍鍾的英國老太婆，其反應遲鈍令人詬病，但偶有值得緬懷的可愛之處──它的組織龐大、效率緩慢、候診時間令人髮指；它的醫護人員超量工作抗議頻傳，長久以來的人力不足問題還因脫歐而增加了複雜度；僅管如此，具開放性與包容度的NHS，不論國籍與出身均提供相同的免費醫療，也有完善的病歷追蹤、順暢的醫院轉診、強調病人隱私的保障。
但新冠肺炎疫情的來襲，凸顯出NHS捉襟見肘的醫療系統、過低的重症監護病床數──英國每千人平均床位為二‧三床，遠低於日本的十三床、韓國十二床、俄羅斯與德國八床、法國六床。如此醫療現狀，與高度依賴全球金融的經濟，造就了英國此次的防疫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