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ampbell的南非經驗中不難發現，村落因為害怕AIDS疾病，伴隨著對青年及女性的「性」產生強烈的污名及排斥的心態，但是弔詭的是，這樣的沉默與排斥的態度卻無法遏制AIDS疾病的蔓延，反而更致使錯誤的性觀念產生，從而造成AIDS的醫療預防成效不彰，以及強化了既有的性別刻板印象及權力不平等。
同樣地，台灣對性勞動的汙名（stigma）與排斥（social exclusion），亦難以有效遏止性交易、性產業的發展，反而造成更多的負面影響：性產業工作地下化、性工作者的職業風險增加、以及性暴力及性侵害的相關犯罪案件增加，因此，文萌樓的存在並不僅止是一座文化古蹟而已，而是一個論述的文化空間，更不時促使身為公民們的我們進一步深思並重新反省性工作者的社會文化與生活處境。
一個成熟的文明社會：應是提供性工作者最基本的社會保障
性工作、性勞動以至於性產業發展如何規範一直是個棘手且爭議的問題，儘管在法制層面上，在社會秩序維護法的修法制度下，性專區可經由正式法律申請及政府授權下合法經營。但是在現實的層面上，因為現行因中央及地方的互相推諉，而與其說是性勞動的除罪化及去汙名化仍有一大段距離，不如說是中央與地方的「刻意忽略」，致使性專區的設立在任何地方都是舉步維艱，政府官員們亦(公民)了解性專區的成立，只會增加政治負擔而非政治資本，或是進而招致其他道德團體的批評，因而裹足不前。
然而，符合社會期待與否是一件事，社會對性勞動產生的集體恐懼是另一件事情，能否給予性工作最基本的勞動尊嚴及保障又是另一件事情。事實上對性專區的恐懼，並無法有效遏止任何性交易的情況發生，而且反而造成更為負面的影響，我們之所以依然排斥，其追根究柢的原因不就是因為我們深諳性工作者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又虛偽地不敢承認，更不想承擔任何的道德風險？甚至擔心自己在支持性工作者勞動權益時就好像是面臨道德的自我矮化，從而拒絕談論或害怕表態支持任何有關性產業的社區再造與發展的可能性？
或許有人會因為性專區的設置而質疑：「難道設立性專區，不會造成社會價值的崩壞嗎？」但事實上，自公娼制度的廢除以降以及性交易制度的地下化發展，其所呈現的是高級酒店、小吃部、按摩店、個人工作室等地下階級制度的分野，而不同階級的性工作者亦有不同的待遇，其中年輕、姿色佳的小姐在高級酒店的「照顧」下，擁有相對較高的自主權及勞動報酬；但是相對稍有年紀或是身材較差的小姐，不僅獲得的報酬有限，而且相較面臨更高的職業傷害及健康風險。因而倘若做為一個成熟的政府及社會成員的我們，而非作為一個鴕鳥式、阿Q式的文化公民，在道德的層次上應如何避免價值的崩壞，反而應是根據性工作者在社會上的真實處境（social reality）而提供他／她們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底層性工作者通常是缺乏保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