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萌樓於今（106）年10月20日荒謬地遭強制歸還原屋主，這一切與我們有何關係？除了道德地支持（或反對）並理解文萌樓過去歷史之外，我們應從怎樣的角度來看待文萌樓的存廢、性勞動及性產業，以至於自救會官姐的被迫投海、麗君及白蘭的生命遭遇？筆者認為文萌樓的存廢議題不僅超越藍綠，更涉及公民道德與文明社會成熟與否的高度，社會不應就此選擇沉默、避而不談。
文萌樓的過去與現在
文萌樓早期鄰近大稻埕河港經濟，並因應地方發展之工人、船員及國民軍生理需求，曾成為眾人所推崇的甲級娼館【註1】；隨著當時公娼制度的建立及合法，雖是落日條款，性工作者亦獲得較為妥善的保障，性產業在政府的管理下也受到一定的拘束【註2】。然而，公娼制度於民國86年始告廢止後，不但未能有效遏止性產業的發展，反而造成反效果，原以性產業為生計的公娼們頓失工作收入。
為了讓原從事性勞動的公娼們能繼續以此為生，作為日日春自救會的重要代表人物官姐、麗君、白蘭等人，皆於抗爭的過程中勇於選擇拒絕遮面，並以「我本善良，何需從良」的理念進行街頭運動，為公娼的合法化及去汙名化進行平反，儘管自救會成員相繼辭世，但文萌樓的抗爭精神依舊猶存，因此文萌樓的重要性除了作為指定的文化古蹟之外，更為重要的文化意涵在於致力於性工作產業的合法化及去汙名化。
如果只是作為文化古蹟，除了懶人包式地理解文萌樓的歷史之外，文萌樓的存廢議題與我們的社會依舊看似無關痛癢，我們更必須進一步地追問的是：文萌樓究竟與公民的社會關係為何？又為何性勞動的去汙名化是重要呢？是因為同情他們的遭遇？還是說有更積極的社會再造（reform）意涵？
沉默與排斥並不會讓社會（她們）變得更好
任何的汙名（stigma）與排斥（social exclusion），皆無法解決當下眼前膠著的社會現狀，反而直接造成更嚴重的後果，LSE社會心理學家Campbell等人在其南非的AIDS實證研究中可見其端倪【註3】。Campbell等人指出，儘管在南非投入長期的AIDS醫療預防及治療工作，但當地村落的患者仍未因醫療資源的協助而有所減少，其部分原因在於當地村落對AIDS患者抱持排斥與恐懼，導致大多人多不願意主動接受檢查及治療，然而，這只能說明大多數潛在AIDS患者面臨著延遲就醫的風險，但是不能解釋為何長期投入AIDS的預防工作及教育成效依然受限；因此，Campbell進一步指出南非偏鄉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南非社會對AIDS疾病的害怕及恐懼，其背後所真正隱含與伴隨著的是社會對「性」的道德恐懼及排斥（而這種汙名的情況在婦女及青年群體的身上更為嚴重），村落「刻意忽略」年輕人及女性的性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否定、拒絕及沉默，極力避免他們接觸任何有關性的議題，從而致使村落大多的女性與青年對「性」這一件事情一無所知（不知道如何尊重自己的身體與保護自己），因此更遑論有關AIDS的預防及教育工作能夠順利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