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著同一輛機車,一人被判無罪、另一人卻有罪!他的故事告訴你台灣司法的黑暗

2017-10-30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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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阿哲在牢裡一天又一天,好個無彩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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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哲說,在南部地方軍事法院一審判了六年半後。阿哲的媽媽,在營區徘徊,欲哭無淚,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時,一位自稱是擔任過軍法官,後來轉任律師的人跟她搭訕,他告訴媽媽說:

「二審,我看也是沒什麼機會!」

「為什麼?」

「因為,軍法官之間都有階級跟同學的問題,後來判的人,又何必為了你兒子得罪之前判的軍法官呢?

聽得媽媽充滿絕望。

信件檢查是獄方必做的工作之一,阿哲也因此帶給我們很大的福利,那就是他與女友的信。阿哲與女友(後來成了他的老婆)書信往來頻繁,閃得讓我們睜不開眼睛,有時讓我誤以為聶魯達正關在裡面。愛情的美、冤獄的苦、青春的喟嘆,盡在這幾百封信裡。女友從頭到尾相信阿哲的清白,這可能是他被國家徹底否定後,最重要的一根浮木。記得有一次他在寫給女友的信裡面引述北島的詩說,

我,站在這裡,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沒有別的選擇,在我倒下的地方,將會有另一個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風,風上是閃耀的星群。

實在令人難過。

有一天,長官神秘兮兮的給了我一封國防部寄來的信。打開一看,赫然是阿哲的假釋令。

白關了兩年多,終於要出獄了。

那天,阿哲提著個裝東西的塑膠袋,裡面僅有兩百多封女友寫給他的信,來到門口,衛兵喝令必須檢查,阿哲把每一封信整整齊齊的摺好放在桌上,最後再小心翼翼的放回塑膠袋。那是小王子阿哲的玫瑰花。

即將步出總門了,阿哲看著我,我對他報以微笑。

目送著阿哲即將走出營區大門的背影。南台灣美麗的夕陽將他的影子拉得長長的,我拿起總門電話,告訴門口的衛兵:

「這是XXX號,假釋出獄,開門讓他出去。」

掛上電話,滿天晚霞讓我忍不住流下眼淚。

退伍後,到高雄找阿哲,相約在高雄愛河畔散步。他說,父親等不到他冤獄平反,就已經過世了。我送給他一本張娟芬寫的《無彩青春》,蘇建和案十四年,鼓勵他勇敢迎向新人生。

在德國讀書期間,發現德國、法國或其他歐洲國家,都沒有類似我國下轄於國防部的軍事審判制度,阿哲的友人經普通司法審判,可以一路獲判無罪,反而阿哲被冤判有罪入獄,更加顯示軍事審判制度確實需要徹底檢討。

二〇一一年返國、執業,很快的跟阿哲聯繫上,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我們決定向大法官聲請釋憲,挑戰軍事審判制度的合憲性。

案件遞出後,很幸運的受到大法官受理,不久,洪仲丘案爆發,二十五萬人的努力下,二〇一三年八月六日軍事審判法修正,軍事審判制度終於正式走入歷史。

事實上,改革往往都是阿哲這樣,如同一顆一顆小種子埋在人們的心中,一點一滴累積,才能長成巨大的力量。

軍法審判制度最後走入歷史,但阿哲就像過去許多遭受軍法冤判的案件一樣,平反之路才正要開始。

作者介紹|邱顯智
 
律師,社會運動者。出生於嘉義縣竹崎鄉,高中就讀嘉義高中,日後於台北大學取得法學學士、碩士,並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取得法學碩士,現為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從小在農村環境成長,深感中下階層疾苦,一路走來莫不以「擁有專業知識的人,應該要去幫助比較辛苦的人」自我勉勵、身體力行。2011年返國後加入鄭性澤案律師團,2012年年底,參加關廠工人案,聲援全國關廠工人抗爭事件,後續更以律師身份積極參與如鄭性澤案、洪仲丘案、大埔丟鞋案、苑裡反瘋車案、梨山老農案等案件之義務辯護行動,同時也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義務辯護律師團之一。

本文經授權節錄自大塊文化《我袂放你一個人:律師,永遠的反抗者》(原標題:小王子的玫瑰 夜市搶劫案)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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