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為蘇聯總統後的戈巴契夫未能好好利用民主化改革的果實，進一步改革蘇聯。他與葉爾欽兩人，繼續在蘇聯與俄羅斯的民主化改革上，既聯合又鬥爭。到了1991年8月，蘇俄保守派發動政變。最後政變雖然被弭平，但戈巴契夫的執政優勢與蘇聯的國祚已然日薄西山。最後，同年底以葉爾欽等原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為中心的獨立國協成立，戈巴契夫辭去蘇聯總統一職，蘇聯宣告解體。
後來，世人檢討俄羅斯的葉爾欽，為何能夠撼動中央的戈巴契夫，成功推翻蘇聯統治的原因，檢討出所謂的「葉爾欽效應」。這個說法認為當中央與地方統治區域與人口過於重疊，中央與地方首長權力基礎過於接近，將使得地方首長容易挑戰中央的權威，危及中央的統治。就像葉爾欽統治的俄羅斯共和國，人口超過原蘇聯的三分之二，領土則超過原蘇聯的七成，因為統治的範圍太過接近，因此撼動中央的統治正當性。
作為一個研究憲法學與民主的人，筆者認為上述的說法恐怕有過於簡化之嫌。葉爾欽效應之所以能夠成功而成為一個效應，在民主政治背後的邏輯上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葉爾欽的權力基礎來自於俄羅斯合格選民一票一票加持出來的民主正當性。與此相較，當時作為他的上司，中央的蘇聯總統戈巴契夫，他的權力來源雖然表面上願為更廣，超過俄羅斯共和國遍及全蘇聯，但它的正當性來源卻屬於間接民選，由全國人民代表選出。
我們比較兩者，葉爾欽的民選基礎雖然較小，卻也大到佔有戈巴契夫治下七成的領域與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戈巴契夫的權力基礎來自於間接民主，葉爾欽卻是紮紮實實，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配合動盪的時局，導引出那樣的結果。
直接民意強打趴間接民意的台灣版體現
也許有人認為，筆者這個說法，太過於強調選票的力量而忽視其他因素，不值得採信。我想，要回答這個質疑，且讓我們來比較一下台灣在1994年到1996年再到2000年的狀況，答案自然會展現。
1994年，台灣舉行首次的省長與直轄市長民選，宋楚瑜省主席當選為首任省長。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由人民直接選出的總統大選，李登輝總統當選為首任民選總統。其後，發生了驚動全國的分裂，宋省長與國民黨中央分道揚鑣，「走自己的路」。隨後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對壘國民黨推出的行政院長連戰與民進黨的陳水扁，最後雖與連戰雙雙落敗，但得票卻遠高於擁有國民黨數十年組織基業加持的連戰。
2000年總統大選前，按照當時的憲政秩序，宋省長雖貴為省長，但他與連院長的憲政位階卻差了兩級。在當時的法秩序上，連戰不只身為行政院長是省長的上司，在行政院長與省長中間，還有一個名義上掌管地方自治事務的內政部長。所以，就法論法，當時的宋省長，其實還低於連院長兩級之遠。然而，現實卻是殘酷的，身擁台灣省直接民意加持的省長，在競逐泛藍選票的過程中還是硬生生擊潰擁有全國間接民意加持的行政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