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於2021年二月公布2020年度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查結果，其中，民眾對「法官可公正公平審判案件」的滿意度卻僅有26.7％。司法是國家實踐正義的最後防線，民眾的信任度卻不到三成，究竟司法要怎麼改革，人民才會有感？才能真正重拾社會大眾對司法的信任？
過往不時有民眾認為，法院的判決結果與社會期待有所落差，尤其是當發生各界普遍關注、討論的重大刑案時，這樣的批評便會被放大強化。如何提升民眾對法院的認同、信任，一直是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標；對此，黃帝穎律師指出，人民參與審判的落實，將會是司法院最重要的改革方案之一。
在台灣當前的社會裡，「自由心證」成為一個貶義詞，暗示法官可依照自己的好惡隨意判斷事情，也讓每一個進入審判系統案件的結果，都像是俄羅斯輪盤，法官可以隨機、恣意地做決定。
推動國民法官法 降低法官自由心證
「自由心證並非法官自己怎麼想就怎麼判，還是得依證據來做堆疊，也就是關於事實的認定，都要依照證據判斷，這也就是證據法所述，如何依證據去推論，推論之後仍必需符合經驗、論理法則，必需要有邏輯性存在。」黃帝穎進一步解釋，「這也是為什麼國內要推動國民法官法，就是想要讓法官在所謂的自由心證端，加入人民的要素，以降低法官個人的主觀意見外，之前在司法改革過程裡，有另一派主張要陪審制，這也是降低法官自由心證非常重要的一個想法。」
在英美所採用的認定事實是交由陪審團來做判斷，以法律概念來講，事實認定交由陪審團，法官只適用於法律的專業，等於是專業上的分工。國內的國民法官也結合一些陪審團的概念，從公民中進行挑選，大部份是參考日本的裁判員制度，「不管是哪個制度，主要目的就是要降低法官在重大刑事案件的獨立判定。」黃帝穎強調。
重大案件判決結果落差 易累積造成人民對司法不信任
人民之所以會對司法不信任是長期累積而來，尤其是一些重大案件的判決結果伴有重大落差感。黃帝穎首先舉例，像是陳水扁之所以會被社會關注，就是牽涉到判決衝突的案件，其中最具爭議的部份莫過於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改變了以往的見解：以「實質影響力」來認定陳前總統的職權範圍，進而認定陳前總統的行為構成貪污罪，但到了林益世案，法官卻改以「法定職權」說，認為「只要能發揮影響力的標的事務」都為法定職權，林益世收賄向中鋼施壓不構成貪污，就產生了雙標。
為了確保終審法院在審理每件個案時，對於同一種法律爭議所適用的見解均能一致，避免前後裁判見解歧異，使整體法律規範秩序具有安定性及可預測性，並進一步發揮司法權促進法律續造的功能，將以大法庭制來做統一解釋。「不過，目前對於貪污自治條例，關於實質影響力及法定職權書，還沒有聽到法庭有做出統一解釋，但對於證券交易法，有關特別背信及非常規交易，也就是同一案子同一個被告是公司負責人，在行為上違反了證券交易法的特別背信跟非常規交易，做了一個統一解釋依照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處斷。」黃帝穎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