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的翁茂鍾案，更加深民眾對司法不信任的觀感，翁茂鍾案影響非常多的司法人員，這些司法人員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最高行政法院前任院長等，都是他的座上賓，曾過到他的招待所，「這些案子在監察院的報告裡寫得非常清楚，社會質疑不是沒有道理的，也就是司法人員能假借自由心證的外觀，改變判決，也會讓民眾認為特別背信罪過去的法律要件是不是規範得不夠嚴謹，導致在法官在自由心證上有很大的解釋空間外，一定會連帶思考是不是有背後因素，像是翁茂鍾案般，去影響到法官所謂的自由心証，我認為這也是目前推動司改，導入國民法官非常重要的因素。」
不適任司法人員的淘汰與審判品質的提升 攸關司改能否有感
目前在司法救濟上，黃帝穎指出主要有三種方式，分別為藉由不同的審級進行救濟，倘若人民發現在審理過程裡法官濫用自由心証，可透過上訴方式挑戰原本判決，即便到了最高法院，若對結果仍是不滿意，是可再上訴，「不過，實務通過的比例非常非常低，所以依憲法的設計，還有監督糾正機制，在遇到可能濫用自由心證的判決時，還有監察院對於司法人員的彈劾，也就是監察院的救濟機制外，法官法的設計還有評鑑委員會，不管對司法官或檢察官的評鑑，人民可以針對判決結果，若法官有濫用自由心證、偏頗的情況，可去委員會要求把此法官送評鑑，看他在審理過程是否有異常。」
此外，過去保護被害人的方式就是避免接觸加害者，或是傳喚被害人來作證，也因過去被害人的角色不被重視，同樣也導致很多民眾不信任司法：認為我明明是被害人，在整個程序上卻好像沒有被保護的概念。「現階段被害人可以要求包括法院對個資有一些保留，像是不揭露或者是隔離，也針對犯罪被害人有補償的措施等，近幾年已陸陸續續有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意識。」黃帝穎說。
「個案所突顯的都是背後的制度能否建立，特別是在推動司改過程一定會透過很多的個案去堆疊出通案，進而形成制度上的改變，好比說現代的辯護人在警察階段就可以在場，便是因為王迎先被刑求到後來認罪的個案，導致後來去檢討通案，是不是制度上得要有個改變；另外像是洪仲丘案，也是經由社會對軍事審判不信任的個案堆疊所導致的爆發。」他強調，「因此，要如何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一是不適任司法人員的淘汰，二是審判品質的提升，如今國民法官已通過立法，社會應會更加關注，至於是否能有效制衡司法的濫權，這是司改必需回應人民、重建信任的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