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若要讓國族重拾驕傲，不能依靠曾經著魔的罪人，而得要靠廢墟之中的新芽，好比潔白如紙的孩子，千尋，就能堅決抵抗貪婪的操弄，用力推開代表虛假的金子；唯有如此，迷途了，還是能夠依靠著本心，找到返家的路徑。再者，若結合心理象徵的意涵來看，兒童，它承載著延續的內涵，卻又代表了洗滌與重生，因此，千尋這個原型，恰好就是整體社會亟欲渴求的救贖，正如宮崎駿所說的，成為像是千尋一樣的孩子，就能在殘酷中生存下來。
交錯來看，即能明白，雖然《神隱少女》的設定雷同於《愛麗絲夢遊仙境》，同樣都在喻述自身國家的歷史發展，但角色上，兩個小女孩的出發，本質上有鮮明的不同。對於千尋，前進充滿無奈與被迫，是被風（趨勢）還有父母硬扯著在走，對愛麗絲，前進則充滿著反動與不滿，重點是趣味與開創。故此，千尋與愛麗絲，在積極性上，坐落於不同的位置，這也使得故事輝映出不同的寓意。
說來慚愧，開創無憂無慮的世界，明明就是大人的責任，但不管是在眾多動畫，又或現實世界，人類實際做到的，幾乎都是在欠債，搞砸了環境，甚至搞砸了呼吸空氣的自由，在末日輪廓越加清晰的當代，宮崎駿的《神隱少女》，或許正是敲醒我們這群大人的一記響鐘。
大人種下的果，不要讓孩子來擔
2. 跳脫善惡二元論，也代表日本宗教的獨特色彩
承前所述，《神隱少女》能夠扣緊日本發展來論述，然即使千尋被賦予重大的使命，這也不代表她就是完美無瑕，她笨拙、遲鈍且膽小，面對突如其來的劇變，不但無法勇敢應對，還躲在角落抱膝哭泣，喊著消失消失，好似不去面對現實，苦痛就能自動消散在空氣中，然事與願違，逐漸淡去身影的，只有她自己。
為了加速故事進展，宮崎駿擺入白龍還有無臉男，他們兩個，適時推動千尋面對故事的陰暗，令人出乎意料，千尋的韌性，並不因為戰鬥而生，電影之中沒有邪不勝正，甚者，沒有全然邪惡的存在。舉例來說，看似善良溫暖的白龍，對於千尋之外的人，就是替湯婆婆打下手的惡棍；高壓的湯婆婆，面對寶寶則會變成溺愛寵孩的傻爸媽；滿溢腐敗臭味的客人，也有可能是聖潔的河神。
就此，一貫宮崎駿的價值取向，萬物有靈之下，不只世界以均衡的方式在運作，寄宿其中的渺小個體，更是保持著既善也惡的樣貌，這正好也契合日本文化的獨特色彩。進一步來說，善惡兼容，不只出現於《神隱少女》，更遍佈於日本神話，相較於強調單一傳奇的主流神話，比如北歐、希臘或中國，遠古時期的日本，更遵從自然而生的孕育觀點，並因著泛靈論，亦即八百萬神的概念，擁有濃厚鄉土色彩，促使日本神道有別於基督或天主信仰，不只沒有唯一的真神，更沒有代表唯一真理的宗教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