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病患的復健往往遙遙無期，台灣一向沒有足夠的安置及復健機構，病患經常成了家庭最大的痛。最近龍發堂因疫情感染，被高雄市衛生局公告為疫情流行地點，必須進行「只出不進」管制。近半世紀以來，台灣主管機關坐視龍發堂的存在，是不能避談的事實。
本人1986年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曾和學長去過龍發堂參訪。他們不人道的處置與管理，當然是台灣精神醫療不應存在的尷尬，但是它卻徹底解決了家屬對病患的終身安置問題，部分反應了政府的無能。
記得1990年本人在當時的台北市立療養院服務，有一名曾在病發時殺了自己的幼子的病患，雖經過長久的治療，仍必須持續往返於醫院。每當一出院，患者就干擾家屬工作，跟蹤他太太，懷疑太太出軌。他的太太數十年來，身負庭經濟重擔，無處安置他。病患出院當天，他太太即請了計程車在醫院外等，要直接將病患從台北載他去高雄的龍發堂安置。把才剛在台灣最好的醫療中心治好出院的病患，直接送往非正規醫療的終身安置「不法」處所，聽來十分荒謬可笑，卻是家屬無奈的選擇。
龍發堂收容精神病患，存在近半世紀的歷史，自有它的必要。四十多年來國家無視家屬與人道需求，仍然未設立足夠的安置機構，安置重擔完全落在家屬身上，實為不公，所引爆的人倫悲劇與暴力案例更是時有所聞。
借鏡德國：法定照護人及專業照護人制度
德國對精神病院的安置，除了機構外，也交由協助精神病患復健的協會來做，並由法定及專業照護人參與分擔家屬的法律責任及復健治療，病患即使無工作能力，也多不與家屬共住。政府以月付補助的方式，鼓勵病患與非二等親內家屬關係的人共住，或與熟悉病患的友人、病友共住，如果共住者帶病患渡假，也有額外的渡假津貼可領。這樣可鼓勵全民協助病患，而不是隔絕病患。
德國設有法定照護人及專業照護人，作為協助處理法定事務及協助醫療復健的角色，兩者合作協助患者回復日常生活。社工及專業人員全面評估精神病患的復健，是病患回歸社會的主要關鍵。
首先病患在醫院治療時，就有社工評估病患的社會需求。一個病患是否需要有法定照護人，是由法官到府或到機構來判定。德國法官除了在法院判案，也到居家或精神病房以及養護院所來判定病患的需求，保障病患的權益。如果病患精神狀態不能處理自己的財務及自理生活，將由法官判定不同等級的法定照護，而且每年法官都會來更新，重新評估精神病患的精神狀況。
法定照護可分財務的支配使用及生活居處的決定等類別。需要法定照護病患的法定照護人，可以由朋友或家人自願義務擔任，也可以由法院給付補助津貼，讓法院指定專業人士，擔任患者的法定照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