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對你的醫生撒謊嗎？如果是的話，你並不孤單。在最近的兩項調查中，分別有81%和61%的患者承認對他們的醫生隱瞞了一些重要資訊，例如他們是否定期服藥，或者是否理解醫生的醫囑。患者回答最常見的原因是什麼？尷尬以及擔心被評論。該研究的主要作者表示：「大多數人希望他們的醫生對自己有很高的評價。」
想想這種權衡取捨有多麼違背常理。首先，你的醫生幾乎肯定不會像你擔心的那樣嚴厲評斷你。她見過數百名患有類似令人尷尬的疾病或不良習慣的病人。更重要的是，你的醫生對你的看法並不重要，對你的生活、職業或幸福幾乎沒有任何影響。理性來看，對你的醫生完全誠實更說得通，這樣你就可以得到最好的醫療建議。
這是我們對成本和效益的直覺被扭曲的另一種方式：我們高估給別人印象的重要性。諸如看起來很怪異或讓自己出洋相的社會成本，在感覺上要比實際情況嚴重得多。事實上，其他人對你的看法並不像你直覺認為的那樣多，而他們對你的看法也不像你感覺的那樣，對你的生活造成很大影響。
結果，我們最終做出悲慘的取捨，犧牲很多潛在的幸福以避免相對較小的社會成本。如果你邀約某人出去，但他們拒絕了，這並不是世界末日，但感覺起來就是如此。被拒絕的可能性太令人焦慮，以至於我們經常想出合理的理由逃避，說服自己對戀愛不感興趣，或是現在沒有時間約會，亦或是反正不會有人想要和我約會，所以根本不值得一試。
在第2章談論有關歸屬感的部分，我提到了「高罌粟花綜合症」，亦即那些表現得太過野心勃勃的人會遭人挫其傲氣。這雖是真實的現象，但我們反應過度了。經濟學家朱莉．弗萊（Julie Fry）研究了紐西蘭人對野心抱負的看法。在紐西蘭，高罌粟花綜合症歷來很常見。一天，她與兩年前採訪過的一位女士取得了聯繫，續簽了發表她錄音的許可。
在最初的採訪中，這位女士聲稱她無意於野心抱負，反而更希望留在原來的工作崗位上。但現在，她愉快地領導著公司的一個團隊。她告訴弗萊，兩年前他們關於抱負的那番談話，讓她從「這不適合我，我不感興趣」，轉變為「好吧，我不需要表現出傲慢和貪婪，但也許我伸出手來挑點東西是可以的」。
當我們允許自己去反思我們一直在迴避的社會成本時（或者當其他人提醒我們反思時，比如這個紐西蘭人的例子），我們通常會意識到，「嘿，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可以決定在工作上多承擔一點責任，這樣就沒問題了。沒人會因此恨我的。」但是，當我們讓自己的直覺來做決定時，哪怕只是一點點潛在的社會風險，都會促使我們引發「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的反射性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