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和同學發生衝突一定是文國士不對，老師不必多問什麼，就直接定罪。國小、國中、高職轉校到普通高中，文國士就這樣用問題學生的臭名度過大半求學路。渾渾噩噩長到18歲，對於自己的家庭狀況，他始終找不到適切的心態去面對。
國中的時候他整天跟朋友膩在一起，試圖麻痺對於家庭的迷惘；高中的時候他努力合理化父母的缺席，努力說服自己其實也有個跟旁人一樣的幸福家庭，只為不那麼「低人一等」；到了大學，他再也騙不了自己。
他帶著我們走到輔大外語學院前的廣場，望著遠方說：「我爸媽在我8歲時被送到花蓮的安養院，某天我接到姑姑打電話來，是媽媽要跟我說話。那時候我就在這個廣場，我深吸了一口氣接起來。」聽到媽媽聲音那一刻，他忽然覺得一切都好「噁心」，為什麼他的父母會生病？為什麼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這樣？他還能怎麼辦？他從廣場爆衝到幾百公尺外的學生餐廳，任憑淚珠放肆掉進湯麵裡，放聲大哭、大吼，也回答不出任何一個問題。
沒盡責任的父母，孩子也得感恩？「允許自己恨」成了療傷第一步
「如果我的父母是一般父母，不管是感情不睦或外遇，他至少可以選擇對婚姻或孩子負不負責，我覺得那倒好，因為你能有個怨恨的對象，你可以大聲的說我就是恨你。但我的狀況是，理智會告訴你，怨恨精神分裂症的爸媽是不應該的…」
媽媽對於一個孩子是什麼樣的角色，常人或許可以輕易就答出來，但「父母」這個詞對文國士來說，卻陌生得難以想像。該逃離還是堅持「孝順」，這樣的掙扎糾纏文國士足足20年，直到大學大量閱讀，開始思考「孝道」這回事，他那難以說明白的人生，才終於出現了一絲光亮。
社會認知的孝順經常是基於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反饋，但在文國士看來，父母從來沒有養育他，甚至「自私」、從未考慮生養問題就生下他，「思考這件事情之後，反而有解脫的感覺。對於我沒有辦法愛的人，我開始可以承認自己沒辦法愛。」
對他來說，這是人生重要的轉捩點。有些情緒或狀況是無法改變的，但人勢必得從某種執拗中跳脫出來，正視自己的脆弱與悲傷，才可能真正變得堅強。進一步、退三步、進一步、再退三步，即便速度緩慢，但他確實透過這樣的轉念，與自己的家庭、與自己的過去和解。
「我曾經覺得天下人都負我，但好好待在那個悲傷的泥淖裡是必要的過程。你可能真的快被打趴了，只剩頭還微微抬著，但你非得賭上一點風險允許自己跌到谷底，才有可能重新出發。就像我拋掉以前的逞強個性，開始允許自己恨父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