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只是第一次驗屍，而且是比較理想、順暢的流程。清代規定人命案件的判決需經過層層審查，州縣一級審完再到府、省複審，最後才到中央。
每升一級，負責覆查的上司必須重新檢視命案偵辦報告中的各個環節，是否合情合理且合法。若審理結果和前一級相同，就會很順利；反之，若發現案情不單純，有時甚至必須重新驗屍，因此通常一二年以上的審理時間跑不掉。
「清代驗屍跟當代不一樣，驗屍一定是在『屍所』，換言之，是屍體在的地方，可能在案發現場，也有可能是陳屍處。」謝歆哲說，很多古裝劇都會呈現官員或仵作在衙門的「驗屍室」裡驗屍，這是錯的。
清代的程序非常強調在屍所驗屍，甚至禁止「弔屍檢驗」（意即將屍體帶到他處檢驗）。同時，也十分強調涉案人、關係人和家屬一定要在場，一般大眾也可以圍觀。強調這點的目的在於使驗屍過程中，關於屍傷屍狀的觀察都能夠「公同一干人衆，質對明白」（註1）。
也就是說，一份驗屍報告的公信力，甚至說它的真實性，不單單建立在官方書籍裡的專門知識，以及操作此專門知識的人的權威上，而是需要民眾的在場眼同監督，認可官府的確按照官方手冊驗屍，才能圓滿。這是從驗屍地點的差異，衍伸出清代驗屍思維與現代的專家文化非常不同的所在。
清代驗屍思維與現代專家文化不同，不單是專業知識和權威，還需要涉案關係人與屍所現場民眾的監督與認可。
古代人面對死亡常常都是在街頭巷尾，並直接跟屍體接觸。相較於現代人辦理死亡時，相關從業人員的細緻分工以及一些程序上的規範，皆拉遠了生與死的距離。謝歆哲表示，「對於死亡跟有死傷的犯罪，現代與清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把它物化了」，好像把這兩種人類生活中正常會發生的事件特意強調成特別的事物，這是現代特有的觀念。
另外，清代命案以鬥毆致死為大宗，因此在報案時，多數已經知道兇手是誰，甚至在報案時便已被拎去衙門，再加上報案呈文的格式要求對案情做概略的說詞，因此，當官府接獲報案時，已經有一個既有的案情敘事，有待官府驗證。
這種法律文化上的特色，直接影響到《洗冤錄》的知識內容，導致書中常常以屍體、傷口兩兩對比的結構呈現。
謝歆哲補充，《洗冤錄》在告訴讀者，什麼樣的死因會對應到什麼樣的傷狀時，很常是用二元對比的症狀來說明。例如，若為上吊自殺者，則脖子後的繩痕兩端不會交在一起。相反地若是被人勒死，這兩道繩痕會交在一起。「用兩個互為相反的表徵，去分別指向兩個相似但互斥的死因」，謝歆哲說道，如此可以讓官員很方便對照，並驗證報案人的說詞是真是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