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備總部將彭明敏等三人拘捕的消息傳出後，立即引發海內外廣大的關注，彭在《自救宣言》裡的主張與籲求，隨後引來美國務院對台灣法理地位、「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等構想的區別及利弊得失進行深入剖析，儘管美方檯面下對台灣地位的研究，並未立即反映在官方政策上，不過對於台灣未來情勢研判過程中「本省人」所扮演的角色，儼然已成為美方思考的重點。「彭案」的發生除了讓小蔣痛恨美國「積極煽動本省人反對政府，其言論非常露骨，其行動亦很具體」，更令他對本省人的負面觀感油然而生；思索彭明敏十餘年來受國府刻意栽培，如今竟然有此主張，他不禁有感而發，認為許多台籍菁英已在政治上獲得顯著的地位，而且在經濟上擁有財富，卻往往對政府「陽奉陰違」，這些人物在緊要關頭，除了極少數忠貞人士外，其餘多不可靠，小蔣提醒自己，面對台灣人必須保持謹慎，否則將出現「判斷上的錯誤」。
儘管蔣經國骨子裡對台籍人士保持高度警惕，甚至有所猜疑，然而當他逐漸脫離情報工作，從政治幕後走向台前、為日後接班而鋪路時，他也必須開始留意自己的公眾形象；易言之，不論小蔣本人喜歡與否，努力經營、打入本省籍社群，贏得廣大百姓的支持、信任與好感，已成了一門必修的課目。爬梳其日記內容，六○年代起他確實開始注意自己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形象；一九六三年秋，蔣經國與一位名叫劉衍的留美學生晤談時，得知某些「反動」留學生在海外台灣社團散布流言，稱他在二二八事件後自南京來台，指揮屠殺台灣人達十萬人之眾，劉衍坦白告訴蔣，此種惡意的宣傳已在北美各地逐漸發酵，小蔣聞後極為懊惱。
翌年春天，蔣經國讀到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竇奠安（F. Tillman Durdin）一篇發表於一九四七年春天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舊報導，內容提到事件發生後，南京派兵來台鎮壓，估計有一萬名以上的台灣人遭殺害。檢視該篇報導的原文內容，並沒有隻字片語提及小蔣，然而他卻自記這位「反動記者」在報導中寫道，事件發生後，「蔣經國立即來台，決定採取報復政策，殺了一萬多台人。」小蔣回憶當年他奉命隨白崇禧來台撫慰，並向行政長官陳儀轉達應以寬大的態度對待台人，不可報復，而該篇報導內容卻與事實相反，他自認：「事隔多年，我幾乎已將此事[指小蔣勸陳儀應對台人寬大為懷一事]忘記，而敵人則用此事以作惡毒之反宣傳，造成台人恨蔣經國之空氣，由此亦可看出敵人的『細心』以及存心之惡。」鑒於小蔣的英文閱讀能力有限，吾人無法知悉其所讀的究竟是何種譯本，但從此件小事可知，他極為在意外界如何看待他與本省人關係，如何設法改善台人心目中對他的印象，已成為蔣經國一個嚴肅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