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組織的形成有歷史、社會、政治的背景，受文化的影響也大，有路徑的依賴性，一旦形成，短期間不易改變。因為產業組織的轉型不易，使產業轉型的成敗和轉型起點時的產業構造密切相關。台灣的產業組織在前四十年的工業發展中和國際生產鏈密切連結，和國際大廠維持緊密的夥伴關係。因此若欲改變產業組織，不能不考慮台灣企業和國際企業的關係。在相同的投入下，若欲提升台灣總產出的價值，必須提升台灣在國際生產鏈的地位，才能分配到較多的生產成果。這種企圖造成夥伴關係的緊張，甚至可能由合作轉為對抗，使台灣企業取得新技術或新市場的努力遭遇阻力。產業組織轉變的困難是過去30年台灣產業轉型跌跌撞撞的主要原因。
克魯曼對亞洲四小虎的詛咒所幸都沒有實現。四隻小虎雖然歷經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殘酷洗禮，仍都順利完成產業轉型，成為高所得國家。在四小虎當中，新加坡和香港的產業以跨國企業為主體，在轉型過程中必須完成跨國企業的「騰龍換鳥」，也就是讓過時的跨國公司退場，全新而有前景的企業進場。轉型最核心的工程都是招商，築巢引鳥，和過去的發展策略並無大差別，因此在四小虎中最早完成轉型。韓國雖然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傷慘重，但在風暴後大刀闊斧改革，也順利完成轉型，速度比台灣更快，過程也比台灣更順利。台韓的主要差別就在於產業組織的不同，韓國在工業化一開始就設定以大型企業作為工業化的載體，集中資源，培養大企業，而台灣則是以中小企業為主軸。韓國在大型企業的基礎上進行產業轉型，不論是技術升級或品牌塑造都比台灣的中小企業更為順暢，遭遇的阻力更小。
星港兩地在全球分工的主要角色都是商品貿易的集散地、轉口港，產業轉型也都建築在商品貿易的基礎上，轉型的方法都是引進或強化金融服務，尤其是產業金融（有別於消費金融）。兩地都自我定位為境外美元的交易中心，強化以美元計價的股票、債券、期貨等金融資產的交易能量。在轉型的過程中，新加坡持續保有少數的製造業，也是以跨國公司為主力，但朝向高技術含量的產業推進，包括半導體和生物製藥產業。在政策上，新加坡持續以高效能的政府為跨國企業提供量身訂做、無可匹敵的投資優惠條件，吸引新的一批跨國公司進駐，帶來成長新力道。
香港傳統上不提供投資優惠，但以和西方完全接軌的企業法規和經商條件，加上簡單又低水準的稅負，吸引跨國公司進駐。香港在完成初步的工業化以後，恰逢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大換軌，少數香港本土製造業幾乎全部移轉到中國生產，香港自然轉型成服務中國製造業出口的基地、國際企業前進中國的跳板、以及中國企業國際營運的資金調度平台。在中國商品貿易逐步自由化的過程中，資金進出一直維持嚴格管制，香港以自由港的優勢，順理成章的成為中國與外國資金進出中國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