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天上，中國人（不論海峽兩岸）原本就不太看得起韓國人（甚或朝鮮人），中國人基於他的「大中華意識」，對這個曾經是它的藩屬的半島上的人民，原來就有著先天上的優越感。在國民黨的教育下，許多台灣人甚至直覺地認為，當年南京國民黨政府對韓國在上海臨時政府的支持，絕對有功而且有恩于韓國人。
加上戰後蔣介石對韓國獨立的支持，以及當年韓國駐華大使金信與蔣介石之間的「義父子」之間的關係，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間的關係是從「藩屬與宗主國的關係」到「父子關係」，到戰後才又成為「兄弟關係」。如今，做為「弟弟」的韓國，竟然反過來要欺負「哥哥」，如此先天的優越感再上後天的受害意識，互相衝擊之下，反韓情緒自然愈來愈高漲了。
（二）「斷交」是反韓根源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九日下午，台灣的立法院（國會）外交委員會全體委員，突然接到外交部通知，外交部長錢復將親自替他們舉行一場簡報說明會，有重大事情要宣佈。這個異乎尋常的舉動，引起了國會與媒體敏感神經的啟動。果然是很重大的事件，錢復在簡報會中宣佈，南韓已通報我方，將在八月二十四日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盧泰愚政府表示將同時和台灣斷交。
錢復在說明會中痛罵，「被韓國人欺騙，韓國忘恩負義、不講信義」等。這個晴天霹靂的斷交消息由台北率先宣佈，確實與過去的斷交經驗大不相同。斷交消息於是由台北傳到漢城的外國新聞媒體，大家開始四處奔忙查證。
隔天，錢復部長又舉行一場簡報會，對象改為所有新聞媒體的高層主管。簡報內容與前一天對國會議員的完全一樣，繼續痛罵韓國，把斷交的責任全都歸咎韓方的「背信忘義」。倒是，錢復部長在會中兩度點名本文作者朱立熙，要求我以在場的唯一「韓國問題專家」身分，對斷交事件發表看法或提供「建議」給外交部。
這是個很唐突的要求，而且也不符合外交慣例與常理，筆者於是兩次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錢復後來甚至親自致電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要求斷交當天見報的社論不要讓我寫，我只好把寫好的社論當掛名的專欄在工商時報刊登，但是效果已大打了折扣。其實，當時我的論點只不過希望南韓可以跟美國一樣制定「台灣關係法」，來保障在韓國的兩萬五千名華僑與台灣的利益。錢復的誤事與誤國莫此為甚。
事後，許多曾經參加簡報會的國會議員與媒體主管，甚至包括外交部亞太司的官員，都強烈感覺「被錢復利用了」。因為錢復連續兩天以大動作痛罵韓國，意圖引起全民公憤，而且，顯然要透過民意與輿論的「背書」（endorse），來替自己的外交失政「卸責」與「脫罪」。因為以過去台灣的「斷交史」來看，從來沒有看過外交部長可以那樣理直氣壯，還得到民意的喝采與與論的全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