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梭羅的成長模型指出，如果缺少科學和技術進步，經濟成長便難以永久持續。其模型也推算，如果兩國的人均所得及資本存量只在最初的水準有差異，所得差距會隨時間而減少。
用馬拉松賽跑來比喻，選手跑到離起跑點越遠，每多踏出一步就越困難。假設有兩組實力相當的選手，其中一組提早幾分鐘起跑，他們持續領先另一組，但每踏出一大步，兩組間的差距就會縮小。同樣情況，鑑於各國只有初期的人均所得和資本存量水準不盡相同，起跑較晚的較窮經濟體，應該會逐漸與先出發的較富裕經濟體趨於一致，到最後貧國富國的所得差距應會降低。
可是如圖15所顯示，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並未更接近。其實恰恰相反，各地生活水準的差別在過去二百年以擴大居多。
是什麼因素促使某些國家的分歧加大？是哪些力量阻止窮國趕上富國？二十世紀後半，根據技術進步及累積物質、人力資本以刺激經濟成長的洞見，政策制定者推展各種旨在提升開發中國家生活水準的計畫。可是國與國間的不平等依舊揮之不去，以致這些政策的影響顯得有限。太狹隘地專注於表面上明顯可見的因素：各種不平等現象，卻疏忽造成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難免設計不出適當政策，好協助窮國克服所面臨的較不明顯、較頑強的障礙。這些力量可能阻撓投資、教育和採用新技術，助長全球發展不均衡。為了破解不平等謎團，促進全球繁榮，我們需要辨認這些基本原因和障礙。
貿易、殖民與發展不均衡
19世紀時，國際貿易成長顯著，導因為西北歐快速工業化，加以殖民主義推波助瀾，又受到貿易壁壘和貨運成本減低所鼓舞。1800年時全世界僅有2%的產品在國際上交易。到1870年這比例增加5倍，到10%，1913年到17%，1913年一次大戰前夕來到21%。這些貿易雖有很多是在工業化社會之間進行，不過開發中經濟體對那些社會是重要且日益成長的出口市場。此期間所呈現的模式很明顯：西北歐國家是製造品淨出口國，而亞、非、拉經濟體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產品及原料。
當時的技術進展已足以催生工業革命，不需要借助擴大國際貿易，但是拜貿易之賜，加上剝削殖民地、殖民地天然資源及原住民，還有奴役非洲人和其後裔，加強了西歐各國工業化的速度及成長率。此外，在前幾世紀到達高峰的大西洋三角貿易以及不斷增加的亞、非洲的貿易，同樣對西歐各經濟體產生重大影響。不僅商品貿易本身獲利豐厚，還提供木材、橡膠、原棉等原料供工業化過程所用，那些原料全是經由奴隸和強迫勞動以低廉成本生產的。小麥、米、糖、茶等農產品由殖民地生產，歐洲各國能夠提升工業產品生產的專業水準，其工業產品也得益於殖民地不斷擴大的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