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責怪台灣人為何天性犯賤、愛買老虎堂，這是假問題。背後真正的問題是：「台灣解嚴、變天多少年，為何依舊沒民主？」
為什麼政黨輪替，改革卻牛步？台灣有些輿論還是會簡化問題、怪到民眾身上，說「什麼樣的選民，選出什麼樣的政府」。其實民主演變首先需要媒體揭發弊案，需要司法調查，需要問責政府，需要人民團體持續監督施壓、組織抗爭，需要國會修法立法做出改革，新法需要層層執行落實。保守輿論反對改革，還把政府責任推到個別人民身上，這種話術就是極權的一部分。實際上，媒體是台灣人民的眼睛，卻被點了散瞳劑，什麼都看不見；司法、議會是人民的雙手雙腳，卻被打了麻醉，什麼都動不了。而你告訴我「我們小老百姓也不能作什麼」，這句話就是連我的大腦，你也打了麻醉。讓我整個癱瘓動彈不得，卻還以為一切還在正常運作。
為什麼我們需要看南韓的民主化挫敗經驗？因為我們已經看不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多殘酷，還以為這都是正常的，要想辦法忍耐。要是壞事別人都沒遇到，就證明遇到是我自己不好，要改進。這些「以為」都是全身麻醉的效果，讓人民遇到危險無法正常認知、反應，反而躺下等火車從自己身上輾過去。
南韓前記者李容馬的自傳《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描述南韓民主化不斷倒退，眾多弊案，內容跟台灣如出一轍，也揭露幕後相同的結構腐敗力量。此書能解除讀者以為「這種事在台灣已經司空見慣」的錯誤框架，目睹南韓記者衝撞權力，社會起而抗爭，讀者才會知道台灣的正常並不正常，而自己也並不是真的沒有力量。
49歲的李容馬，曾任MBC工會的宣傳部長，2012年率領MBC罷工170天，過程拍成紀錄片《共犯者》。因此被解雇後，他繼續為罷工奔走，忙到半夜回家，妻子問他：「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他才想起是結婚紀念日。夫妻返鄉陪老母吃飯時，收到消息確認了解雇，母親還反過來安慰他。到2016年，要為老母慶祝八十大壽的時候，李容馬診出腹膜癌末期，醫生預測平均餘命一年。他回想罹病是因為罷工壓力非人能承受，看一對雙胞胎兒子還年幼，自忖無遺產供他們到成年，只能留下自己的珍貴經驗，於是寫下《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紀錄親睹民主鉅變的報導分析，為他們十年後成年面臨的南韓改革未來作出貢獻。這是給南韓社會的情書和遺書，也是給台灣的強力支援－－讓我們認識極權有多少種變貌來保護自身穩定持續。
當初看《共犯者》，MBC工會為了報導真相，情願付出一切，決絕的壯志豪情震撼了我。為什麼台灣人都看了《共犯者》，卻沒有群眾因為假新聞去怒砸電視台、拆報社招牌？也沒有記者、工會因為揭弊新聞被壓、被造假，怒而號召同事團結起來集體罷工？書中給了我答案。因為我們在每天的工作上，本來就缺乏挑戰權力的經驗。而這卻是李容馬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