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管理後者的保羅．塔克（Paul Tucker）也設法為英國主管機關與政治人物製作「旅遊指南」，揭開金融冰山的陰暗部分。我倆經常交流資訊，但塔克也缺乏硬資料，還面對類似的溝通難關—他的同事和政治人物往往認為衍生性商品的技術問題，吸引力遠不如貨幣政策—術語又導致問題雪上加霜。
起初，這樣的模式只是讓我很心煩，幾週過去後，我開始擔憂起來。對局外人而言，情況十分複雜；除了局內人，很少有人能理解情況。金融人士堅稱不用擔心，畢竟這些工具理應減少金融體制內的整體風險，而不是增加。
回到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當時，銀行把風險集中在簿記上（比如說，把錢借給同一座城市裡的一堆房貸借款人）。不過，證券化大幅分散信用風險，因此在有大量投資者的情況下，若發生損失，每個人承受的打擊很小，但沒一位投資者會願意承受打擊或重大損失，理論大致是這樣。背後推動的原則就如同以下這句老話：「問題分攤出去，也就解決了。」
不過，萬一那種邏輯是錯的呢？我之所以分不清它到底是不是錯的，正是因為這種邏輯非常難懂。有一些我無從解釋的怪事與矛盾開始敲響警鐘。二○○五年，當時就算中央銀行一直升息，市場的借款成本還是不斷下降。另外，創新理應會讓市場變得「流動」，資產交易變得更簡單，但CDO 交易卻是少之又少，原因在於CDO 極為複雜。
由於缺乏真正的交易，難以定下這些金融工具的市場價格，因此就算系統理應根據按市值計價的原則或使用市場價格，但會計採用的卻是從評等模式中推斷的價格，把CDO 的價值記錄在帳目上。這是莫大的知識矛盾。另外，證券化的意思是，銀行應該把自己的債務賣給其他投資者，從而降低資產負債，但根據英國央行的數據，這類資產負債卻不斷增加。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我寫了幾篇文章，探討在這個陌生又陰暗的領域，風險究竟是不是真的日益增加？金融人士提出反對意見。二○○五年秋季，我開始休產假，這個時機讓我沮喪不已。我跟幾位同事抱怨：「我會錯過一大堆有趣的事情。」我有預感，市場模式會變得很怪，最後市場就會修正，而我到時竟然不在辦公室裡。但我錯了。
當我在二○○六年春天返回《金融時報》，市場不僅無法「修正」，借款成本甚至降得更低，展延的貸款額增加，創新變得更加荒唐。我是徹底判斷錯誤了嗎？自從在塔吉克被迫重新思考博士論文後，我就強烈意識到，自身定見有時真的有強烈的誤導作用。
然而，不安變得更為強烈，我的文章越來越具批判性。銀行人士為自身的手段編造了很有說服力的創世神話，立基的理論有「市場液化」、「風險分散」的價值等等；少有局外人覺得自己能挑戰他們，銀行人士也少有動機去質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