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勞動收入課稅的扭曲效果較小。研究發現，當稅後工資因課稅而減少，民眾的工作時間通常還是維持不變。與資本不同，勞工傾向保持原狀。人不太可能為了因應高稅賦而從美國移民到愛爾蘭，因此工資稅的扭曲效應小於資本稅的扭曲效應。
扭曲程度更小的是對地租（rents）課稅：地租是指土地或供給固定的類似品項的報酬。由於土地完全不具流動性，而且產出總是在充分盡其利的水準。這表示土地稅不會影響土地供給，而對地租課稅不會產生任何扭曲。有人曾把這個有趣的理論應用於高所得個人（如棒球運動員和商業大亨）的收入，他們的稅後所得無論是增加（就像他們在過去20年的境況）或減少（如果對億萬富翁課徵財富稅），這些高所得人士還是會一樣努力工作。
綠色稅賦
從扭曲最嚴重（如資本稅）到最輕微（如地租稅）的稅賦光譜上，環境稅位於哪個位置？其實，環境稅落在光譜之外。因為環境稅的作用是減少社會想要減少的活動。因此，對二氧化硫排放物課徵收高額的環境稅，能減少這些排放物的「生產」，從而減少它們所造成的損害。這表示，與幾乎所有其他稅目（降低經濟效率）相比，綠色稅賦其實是有益的（換句話說，它們能提升經濟效率）。
如果綠色稅賦是有益的，那麼它的適當水準為何？綠色稅賦的制定是否應該訂在能讓政府收入最大化的水準？還是所需收入的固定比率？這就是最適汙染理論上場的時候。我們在討論最適汙染減排量時，效率條件是汙染價格等於邊際損害。同理，以綠色稅賦來說，當企業為其汙染所繳納的稅款等於其造成的外部損害量，就能達成效率的結果。因此，比方說，假定公共衛生專家認定二氧化硫排放的社會成本為每公噸3千美元，那麼二氧化硫的效率稅賦水準就是每公噸3千美元。
這就要講到綠色稅賦的重點。稅率訂在汙染的邊際損害時，稅賦能讓財貨、服務與減排達成最佳的資源配置。稅賦可以把外部性內部化。如此，綠色稅賦不但不會造成扭曲，反而因為能降低無效率的汙染而減少扭曲。假設對硫排放適當課稅，造成產出降低，甚至讓汙染嚴重的燃煤電廠因此關閉，這種變動反映的是硫排放對社區造成外部成本、汙染造成的扭曲減少，整體福利也隨之提高。
我們用圖17-1說明基本分析。圖上的縱軸是稅率和稅收，橫軸是排放量。假設政府對汙染物「XO2」課徵汙染稅T，而T等於汙染的邊際損害。當邊際損失與稅賦等於每公噸1美元時（即圖17-1中的A 點），稅賦等於稅率（T）乘以稅後汙染量，如圖17-1中的A’點所示。假設損害水準更高，為圖中的C點，而在這個排放水準，稅收為C’。令人驚訝的是，相較於C’，A點對應的稅率和損害都較低，稅收卻較高。A’ B’ C’這條圓頂狀的營收曲線，就是汙染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得名自經濟學家亞瑟．拉佛〔Arthur Laf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