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德國一場搶劫挾持案持續了56個小時,最終在高速公路上以暴力流血方式結束。塵埃落定,人們發現媒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當富爭議,其中有一名記者的行為更被視為過線。
這一轟動一時的大劫案的犯罪人之一不久前刑滿獲釋,讓「格拉德貝克人質秀」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 警告:本文歷史圖片可能會令讀者不安,慎入! )
2018年2月,迪特爾·德格斯基(Dieter Degowski)在監獄服刑近30年後獲釋。他當年參與了一系列暴力犯罪活動,而在案發的前後3天時間裏,整個過程經媒體密切跟蹤報道,留下了非常詳細的紀錄。
在德國,此案被稱為「格拉德貝克人質秀」。至今它仍然是人們集體記憶中的一道傷疤:因為案件中有兩名年輕人質喪生;因為警方讓事件擴大到失控的地步;還因為媒體貼身跟蹤報道正在進行中的罪案,影響了警方的行動,痛失和平解決案件的良機。
案發時,烏多·羅貝爾(Udo Röbel)39歲,是科隆小報《快報》的副總編。
他說:「這一案件當時對警方和媒體來說,都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新情況。如果發生在現在,每個記者都會稍稍停下來提醒自己:等等,這裏應該有些紅線是我萬萬不能踩的。」
「但是在當時,我們所有人都像著了魔一樣,根本就不思考自己到底在幹什麼。」
搶劫銀行
這一切都從一家銀行搶劫案開始。
案件於1988年8月16日發生在西德魯爾區小鎮格拉德貝克,德格斯基和同伙漢斯-傑根·羅斯納爾(Hans-Jürgen Rösner)闖入鎮上一個德意志銀行分行。
當時,銀行尚未開門營業,裏面沒有顧客。兩人持槍威脅職員。幾分鐘後,警察趕到了,警匪之間出現對峙。
經過將近一天的談判,警方答應提供一輛出逃的汽車和一些現金。兩名劫匪消失在夜幕裏,還帶走了兩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
劫匪開著汽車亂轉,還在某處停了一會,接上了羅斯納爾的女友。
第二天下午,他們在距離格拉德貝克230公里的不來梅市郊停了車。
他們本想另租汽車繼續出逃,但幾次租車都沒有成功,於是兩人劫持了一輛載有30多名乘客的巴士。記者們蜂擁趕到汽車站,有的還上到巴士裏拍照。羅斯納爾在街頭召開一場即興記者會,手裏握著槍。
之後,巴士離開了車站,向北部大城市漢堡方向開去。路上,車停在高速公路加油站,兩名銀行職員被釋放了。羅斯納爾的女友瑪麗安·羅布利奇去上廁所。
在這裏,一直對綁匪束手無策的警察們誤判了形勢,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在羅布利奇離開廁所時把她抓了。等德格斯基發現女朋友久去不回,給警察下了通牒:5分鐘內把她送回來,否則要槍殺一名人質。
警察沒能在5分鐘內釋放羅布利奇,德格斯基朝15歲的伊馬紐爾·迪·吉沃奇(Emanuele di Giorgi) 頭部開了一槍。吉沃奇因失血過多死亡。
大巴車接著上路,在凌晨時分越過邊境進入荷蘭。
劫匪在荷蘭放棄了大巴車,上了一輛由德國警方提供的寶馬牌汽車。他們挾持了兩名巴士上的乘客:18歲的茜克·比思柴夫( Silke Bischoff)和她的朋友英內絲·沃爾特(Ines Voitle)。到了早晨7點,他們又開車回到了西德境內。
數百萬西德電視觀眾一直屏息觀看事態的發展,整個過程彷彿就像電視劇,其中讓人記憶最為深刻的片段發生在不來梅:滿是紋身的羅斯納爾向圍在他身邊的媒體記者表示,他凖備結束這一切,還把槍管塞進自己嘴裏。
但有一個人卻錯過了如此令人震驚的新聞。
這個人就是記者烏多·羅貝爾:「我請了幾天假,沒有看電視也沒有聽廣播,所以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天早晨,他在網球俱樂部走進咖啡廳時才看到了電視上的新聞。
「我馬上開車上班去了。我知道那天用不著擔心缺頭條新聞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很快將會成為這個新聞中的一部分。
羅貝爾到達辦公室後,有同事馬上傳給他令人不安的消息:那輛寶馬車,現在正停在科隆市中心步行購物區的外面。
羅貝爾跑下樓。果然,車就在街道中間。裏面坐著5個疲憊不堪的人,看上去都要崩潰了。在駕駛座上的,是羅斯納爾,手上握著槍;他旁邊是瑪麗安·羅布利奇;後座上是茜克·比斯柴夫和英內絲·沃爾特,她倆中間坐著德格斯基。他也手握一把槍。
數十個記者和路人把車團團圍住。他們把麥克風和相機從車窗伸進車裏。茜克被槍頂著脖子,回答了一個記者的提問,臉上還擠出一絲笑容。
德格斯基那些天一直靠啤酒和興奮劑安非他命撐著,這時已經能看出酒精和藥物的作用。他吹噓自己殺了一個人。羅斯納爾則反覆念叨說他們絶不會繳械自首。
一個攝影師趕到現場,不慌不忙地架起一個梯子要找到好角度拍照。
當時有一段視頻顯示,一個電視記者凖備採訪時發現德格斯基的槍放在腿上。他問攝影師說:「我們是不是該讓槍頂住她的頭才好?」
所有的道德底線完全被拋在了腦後。
有個身影從人群後擠到了車前,似乎想跟綁匪們搭上某種關係。他30多歲,短頭髮,戴眼鏡。他穿著黑色外套,袖子卷到胳膊肘上。他很激動,揮著胳膊,對圍觀者不滿,將他們從車邊推走。
這個人就是烏多·羅貝爾。
他回憶說:羅斯納爾和德格司機已經開始精神虛脫了,「我感覺當時的情況很危險。」
從現場視頻來看,羅斯納爾的確開始煩躁不安。他下了車,兩手握著槍對著人群。
羅貝爾說:「接著他問我,到高速公路最快應該怎麼走。他說『我們現在就必須離開這裏,我那個老友要頂不住發瘋了。』」
羅貝爾開始解釋怎麼去高速公路,但是羅斯納爾很煩躁,不想繼續聽下去。
「他說,要不你上車給我們帶路。」
這下讓羅貝爾傻眼了。
「那一刻,我必須馬上做出決定。」他說
「當時局面越來越失控,而我有臨危受命的感覺。但同時記者的本能也告訴我:我要追這條新聞。這個故事是我的。」
於是他擠進了後排座位,緊挨著茜克·比思柴夫坐下。車慢慢從人群裏開了出來。
羅貝爾說:「我這麼多年一直在想著那一刻。」
「我捫心自問,究竟我是從地獄來的記者,還是一個要緩解局面幫助那兩個女孩的普通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一旦我把這個責任擔了起來,我覺得這兩者兼而有之。我既是一個試圖化解緊張局面的普通人,也是一個極度興奮的記者,要抓住這個一生難得的最重要的新聞故事。」
上車後,羅貝爾試圖與劫匪們說話。
「我以為警察肯定已經在車上裝了竊聽器,於是我想讓他們說出點對警察有用的東西。但是德格斯基用槍指向我,要我閉嘴。我這才意識到,最好還是別說話。」
茜克·比思柴夫
茜克·比思柴夫是不來梅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實習生。她那天比朋友英內絲·沃爾特提前一小時下班,於是等著朋友凖備一起搭巴士回家。
茜克的媽媽卡琳,2018年年初曾經接受新聞雜誌《亮點》(Der Stern)的採訪,談到她看到那張女兒被槍頂著頭部照片時的感受。
「茜克很勇敢,非常勇敢」。她說:「讓我來應付這樣局面肯定不如她。那張照片使我有段時間總是做噩夢。現在我已經能面對了。那張照片仍然讓我內心痛苦,但我現在敢於面對,不再扭頭迴避了。」
羅貝爾在車上呆了大約40分鐘,等他們開到高速公路的一個休息站,他就下車了。他看著寶馬車離開。一家電視台的記者走過來,採訪了他。「那時我突然感到兩腿發軟。我才意識到自己剛才做了什麼,我才感到到自己可能很輕易就丟了性命。」 他說。
羅貝爾下車後,寶馬車繼續在高速公路上開了幾公里,隨後這場劫匪真人秀在暴力中嘎然而止,整個過程一共持續了56個小時。
警方終於收到可以動手的命令,在高速公路上伏擊了寶馬車——從車旁高速撞擊。雙方發生了槍戰。事件過後的照片顯示,羅斯納爾和德格斯基趴在地上被帶上了手銬。瑪麗安·羅布利奇也被逮捕。 英內絲·沃爾特逃到公路邊的水溝裏躲藏,躲過了一劫。
但是從羅斯納爾的手槍中發射的一顆子彈射入茜克·比思柴夫的胸口。她當場喪生。
烏多·羅貝爾在當地的一個警署裏聽到這一消息。
「我難以置信。我幾分鐘前就坐在她身邊。」
他回到報社,寫下了一篇獨家親歷報道。
他說:「如果說要找出一件讓我覺得自責的事情,那就是:我竭力寫了一篇報道,記述茜克·比斯柴夫人生的最後幾分鐘,我把媒體的偷窺癖推向了最後的終點。」
「我至今仍然感到羞愧,我榨幹了最後幾滴水,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素材。」
幾年之後,羅貝爾被邀請去一個德國警校參加一次公開討論會,與會者還包括判處兩名劫匪無期徒刑的法官。
羅貝爾說:「我在討論會上表示,記者們越界過線了,這樣的報道不應該再有第二次。」
接著那個法官轉向我,他說,「在我看來,羅貝爾,你那天在科隆阻止了一場大流血事件。如果不是你上了車,匪徒們不是開車走了,整個情況肯定就失控了。他的這番話,對我來說,就像是一道赦免令。」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用這樣的正面態度看待羅貝爾的所作所為。德國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州議會對事件展開的調查,對記者們的職業操守做過如此飽含諷刺的評論:
「現階段,一名積極幫助罪犯,使警察工作難度大增的記者,會被競爭報社高薪聘用,還特別提及他的『機智』行為。媒體行業既然可以接受這樣的做法,那麼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很難看到他們在思想層面有所改變。」
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年,羅貝爾被德國第一暢銷小報Bild am Sonntag 挖走。他後來成為該報姐妹報Bild 的主編。
格拉德貝克事件後,德國媒體協會重新制定了記者守則,特別規定記者禁止採訪仍然還在進展過程中的罪案嫌疑人。
德格斯基出獄後獲得了新的身份,瑪麗安·羅布利奇當年被判刑9年,她只服刑了6年。羅斯納爾現在還在獄中。
原文、圖經授權轉載自BBC中文網
責任編輯/陳秉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