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後來他推翻了這些看法。因為中國早在1979年之前就簽了好幾個國際公約，承認生育權是基本人權。此外，把社會經濟發展不足的原因歸結到「老百姓生孩子」，梁中堂認為這是讓政府很丟臉的事。
2013年底，官方決定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也就是夫妻只要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個孩子；2016年元旦起，全面實施二孩政策，翼城試點的任務悄然結束。
這期間，有一群上海的智庫學者向高層提出放寬計劃生育為二胎，比梁中堂當年上書晚了30年，但這一次，他沒有參與連署。思想一旦轉變，就沒有回頭路，他認為政府應當放棄計劃生育政策。
2018年3月，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正式更名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9月，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撤銷3個與計劃生育相關的內設機構，轉而新設「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以梁中堂對體制運作的理解，接下來從省到最基層的縣都要做相應的部門組織改革，「時間最長一年」，全部改完後，計劃生育政策就等於走入歷史。
一項反對了40年的政策終於要停了，梁中堂說，他很平靜，也不感慨。
「不需要感慨，如果感慨就表示自以為有作用。我們國家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叫你怎麼走就怎麼走，學者沒有起作用，最多就是作為『民意』一部分的作用。」
然而，他堅持了30年的翼城實驗被認為是成功的，在實施「晚婚晚育加間隔」後，有效遏止了人口過快成長、性別比例失衡過大等現象，人口老齡化也相對趨緩。
人民日報曾經報導，2000年到2010年間，全中國人口成長率5.84%，翼城則是2.71%；2010年，翼城65歲以上老人的占比是7.59%，全中國的這個數據則是8.87%；翼城的性別比也大致正常，2000年時0歲組的性別比是106.1，全國則是112.8。
他說：「翼城實驗的意義，證明了人口過程是客觀發展的過程，不以人民、政客的意志為轉移。」他並不認為自己有功勞，也不認為翼城試點的成功是因為政策執行得多好。回顧近4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梁中堂認為，計劃生育是一面鏡子，反映一個國家落後的程度。中國落後嗎？「經濟好不代表社會就發達，中國還是很落後。」
他預期，計劃生育就算停止了，官方也不會有解釋，一項「基本國策」就這樣「遮遮掩掩的改」，依然是落後。如果政府能用批判的態度回顧整個計劃生育，才是走向文明。
「生孩子哪裡有什麼大學問？」梁中堂不無調侃地說。然而，為了這個他口中沒有大學問的事，整個中國折騰了近40年，許多女嬰被拋棄、家庭分裂、有計生官員不堪與民眾衝突的精神折磨與良心控告得到憂鬱症；他自己寫的約100萬字相關著作，其中多數不能出版。
甚至，在他眼中，作家莫言之所以能夠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寫出了反映農村計劃生育史的小說「蛙」，補足了諾獎對人權、現代價值理念的需要。有意思的是，「蛙」先在2011年獲得中國的茅盾文學獎，諾獎可以避免「以西方人權價值干涉中國」的尷尬。
要是一開始就明白「計劃生育就是違反基本人權」的道理，梁中堂說自己根本不會去接人口方面的工作，教書就好。如今他已經浪費太多時間，所以才會2004年申請調到上海社科院做研究，現在更利用退休時間閱讀、寫作，當前最關心的是世界史、國際關係、中美貿易戰等議題。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