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中還有比較大膽的，就動起了自己印書的念頭。反正印三、四十年代的書，不必版權，而且似乎政大那邊印了也沒事，何不自己來。至於出版社也不必管了，隨便掛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之類的，書就自己在校園發行，各校的學生朋友互相幫忙賣一賣就是了。
那時，路寒袖首先印了錢鍾書的「談藝錄」，後來又印魯迅小說選，為了怕敏感，改名為「樹人小說選」。此外，李疾有一陣子據說在學校賭博，輸了許多錢，他想賺一點錢還賭債，就去找詩人施善繼借了「新詩三十年」。那書本是香港出版的，道林紙張印刷，精美無比。李疾拿去直接製版印刷，換個封面，以平裝本出現，倒也有模有樣。但他本不是善於經營的人，對朋友又慷慨，朋友大家都收到了書，但錢似乎沒收回來。他賠了不少。蔣勳知道以後，還非常義氣的拿了一筆錢給他。我們都笑說：「蔣勳是用助印善書的心情，來助印哩！」
由於看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禁書，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時期，政府是如何用查禁書刊，來進行思想控制。台中省立圖書館裡清查書籍只是一部份。對民間閱讀的控制，也毫不放鬆。連讀禁書，都可能犯罪。
我的長輩李明儒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政府為了平撫二二八事件後民眾的不滿情緒，想改變政府只有派大兵來欺壓民眾的形象，而招募來台的年輕知識份子。他先是到花蓮教書，後來回台北。一九五○年代，他因為愛好文學，向一位台灣的年輕人推薦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學作品，還借給他閱讀。不料這個傢伙在白色恐怖時期，竟將借書一事，當成思想有問題，向當局密告。李明儒被逮捕，卻怎麼樣也查不出他和共產黨組織有什麼牽連，沒有判罪的名義，最後竟送綠島感訓三年。三年後，他還是沒有「悔悟」，又繼續感訓。三年過去之後，還是沒有「悔悟」，繼續感訓。直到兩年後遇到特赦，才給釋放了。他坐了八年的牢，竟沒有任何一個罪名。
自己寫禁書
或許是禁書看多了，終於有一天，自己也參與了寫禁書的行列。
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不久，剛上研究所一年級，一個朋友參與了當時一本剛剛出刊就被查禁的「進步」雜誌。隨後，林正杰、謝長廷、陳水扁、藍妙齡四人首度以「黨外新生代」為標榜，參與了台北市議員選舉。我們都參與了助選。
助選中，我認識了陳庭茂。當時旅美學人陳文成因曾資助過美麗島雜誌，回台灣被警總約談，後來竟陳屍台大校園的事件，轟動一時。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也出來助選，控訴他兒子死於謀殺。選舉結束後，《深耕》雜誌準備出一本陳文成紀念集，總編輯林世煜找我寫陳文成的弟弟對哥哥被約談前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