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印禁書
在那禁忌的年代，馬克思、列寧等名字是禁忌，連許多姓馬的都遭殃。傳說陳映真被逮捕的時候，偵訊人員就問他：你家裡為什麼有馬克吐溫的書？
啊？被問者茫然了。
「那馬克吐溫不是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麼？都是馬克什麼的。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傾。還不趕快招認？」
此外，還有人從國外帶回來馬克思．韋伯的書，在機場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麼也叫馬克思？
機場當然是一個進口書的管道。英文書還好，有些新左派的書，負責把關的人不求知，當然不知道。於是陸續有些新書帶進來。但中文書，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學書，就很難帶了。於是我們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讓香港的僑生帶回來。例如，把原書的封面給撕下來，再買一本瓊瑤的書蓋上去當封面。機場不查內容，就這樣蒙混過關。那時，曹禺的劇本、艾青的詩集、沈從文的自傳，都是這樣「表裡不一」給帶進來的。
我手頭上有一本封面是「死亡與童女之舞」，還是詹宏志翻譯的，內容卻是曹禺的劇本。詹宏志大約沒料到，當年他的封面也被我們「利用」過。
因為是禁忌，得來特別困難，我們也讀得特別起勁，有如在練功。彷彿擁有秘笈，再加上苦練，終有一天要練就一身絕技。
看禁書與玩禁忌的愛情一樣，是會上癮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現在回想，才知道影響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學校規定的書，也不是正經八百的書，而是禁書。沒辦法，禁忌之愛，永遠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於大學生愛看禁書，買的人多起來，於是就有人開始偷偷翻印禁書。最初是台大附近傳出有人翻印外文書，後來政大那邊也傳出三○年代的文學選集，如魯迅小說選、冰心、丁玲等作品。那年代的學生較貧窮，在學校賣書可以賺一點外快，許多學生本來是幫正常出版社賣一些上課參考書，後來就乾脆賣起了禁書，而利潤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腦筋靈光的，動起了翻印好書，兼賺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全國出版社」，老板是一個面貌忠厚的人，知識上不是太靈光，但人很好相處。至於出什麼書，大家一片熱血、熱烈討論後，決定以思想經典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大陸時期出版的書，張佛泉的「自由與人權」，以及卡西勒的「國家論」，還有一本是新書，林毓生的英文著作「儒學的危機」。
我只記得大家拿到新書的剎那，興奮莫名，有一種幹「地下革命」的快感。後來還有人建議海耶克的書，但似乎是老板對我們要出的某些書有意見，大家失望之餘，就少見面了。至於書賣得怎麼樣，誰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