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時代真的與野百合世代很不一樣。野百合也有民主教室，但是要到現場才知道課程內容，太陽花卻可以把課程先公布；野百合的討論是靜態的、封閉的，太陽花卻沒有界限的束縛，我們把每天的書面討論放到網路上，不在現場的人也可以看到。
那時候我也感受到很多驚喜，比如我們只是把課程很簡單地放到網路上，就會有不認識的網友做成漂亮圖片，在網路上轉發。那時候課程轉發可以超過1千個轉貼，連報紙也會轉發我們的新聞。現場的課程也有被整理成逐字稿放上網路，比如台大社會系藍佩嘉老師的〈服貿、遷移與勞動〉，也有600多個分享。
看見另一個社會和自己
網路的傳播，更吸引電腦前的人到現場參與。我們在街頭忙碌著，除了開設民主教室之外，後來還有街頭審議民主（Deliberation on the Street，簡稱D-Street），與成千上萬陌生的公民一起進行熱烈的討論，議題包括如何與媒體互動、如何說服他人。
街頭審議民主需要很多主持人，我們光是在網路上號召，就來了一、二百個人自願主持。他們不只來參與，還會把在這裡學到的一切散播出去，是一種很強大的擴散效應。一直到運動最後，上千名的公民一同進行「公民審服貿」。這些都是很珍貴的街頭養分，透過網路，更讓無數人看到這場審議。
在街頭帶課程時，常常因為時間有限，我無法完全知道參與者內心的想法，直到學運快結束前，我收到一位陌生學生的來信，他說：「這次學運帶給我極大震撼，不只是事件本身，更在於思考的方式、切入點和深度。我本來以為自己是一個勇於獨立思考、有批判精神的人，但是在十幾場民主講堂中，聽見許多從沒接觸過、從沒想過的事，也發現自己依舊把自己束縛在安全的社會角落裡。啟蒙是痛苦的，但仍然感謝這場學運給我的啟蒙，讓我看見另一個層面的社會和自己。」我看了信很感動，因為對我自己來說，這也是一場全新的洗禮。
偶爾挨點罵也值得
學運結束後，我們又陸續辦了幾個活動，例如2014年縣市長選舉時，我們舉辦「青年投票，翻轉政治」，在flyingV上希望募集到15萬元，包遊覽車免費送中南部的同學返鄉投票。結果不到24小時就募集完畢，我真的超級高興！
當然，網路有好有壞，會有支持者來響應，也會有反對者謾罵。有些太激烈、偏離事實的言論，我也不知該從何回應起，有時候甚至就不回應了，畢竟回應要用在重要的事情上。例如網路上有人質疑我的學術能力，但我的博士論文得到耶魯大學社會學系雙年度最佳論文獎，我在台灣最嚴格的學術中心之一的台灣大學工作，我的學術能力已經得到實質的認同，所以用這點攻擊我的人，真的讓人不解。
另外，當我擔任社民黨召集人，並且代表參選大安區立委後，當年野百合的一則舊聞，林重謨在外部幫忙而挨了打，電視台把我拖下水，說范雲漠不關心。但那是一個上千人的場合，我要如何知道有人在外圍挨打呢？當年這則新聞已經被批評，電視台只播了一次就不敢再播，誰曉得最近又有人拿這條新聞來攻擊，我真的很無奈。
不過經歷過這麼多運動洗禮，挨罵也不是一、兩次，我只能告訴自己，如果說出自己真實的公共意見，有助於深化這個社會對敏感議題的討論，偶爾挨點罵也很值得。
范雲
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大學時期曾任台大學生會第二任會長，為當時3月學運核心份子。主要的研究專長為：社會運動與集體行動、性別政治、認同政治、公民社會，多年來關心台灣民主，近期組成社會民主黨。
文／莫小莉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數位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