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學校不是在為你將來的「成功」鋪路—我覺得，它跟出社會是連貫的同一個過程。當你已經在業界拍片了，其實你還在電影學校，因為你每天都在學習。這兩者之間沒什麼差別，只除了我的老師換成了同行的電影攝影師而已。
第一次讀劇本時，我會當成單純的故事去讀，盡量不去想攝影的事，雖然這其實很難避免，因為我連在生活中都會隨時注意周遭的光線。但是讀第二次時，我會開始想像：「我可以怎麼在視覺上呈現這個？」然後我會開始找參考影像。雖然我自己收藏了不少攝影書，但通常我會去攝影專門書店，讓自己感受書上那些影像的概念，一本翻過一本，一本又一本。
很多時候，當我看著那些影像時，我其實不是很清楚為什麼有些影像會使我覺得很驚奇，但有時我會看著某個影像，心想：「喔，這顏色很適合這種和那種場景。」然後我會拿去彩色影印，整理成一份後拿給導演看。另外，在跟導演討論之前，我會做一份自己的鏡頭表，提供我的想法給導演參考，再一起從這裡著手。有時候，導演抱持著完全不同的想法，也有時候是從我們各自的想法重組出一個混合版。也許最後是決定採用導演的想法，但是對我來說，提出自己覺得怎麼拍攝每一場戲是個好的起點，從這裡出發，跟導演一起設計出一部電影的風貌和感覺。
跟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合作時，我們會一起坐下來做各式各樣的鏡頭表；我做我的，他做他的，然後對照、討論彼此寫的東西。我們倆合作過的每一部電影，其實都經過縝密的設計。儘管因為手持攝影讓電影看起來很即興，好像只是隨機捕捉正在發生的事—這正是我們想達到的目的—事實上，一切全都在我們的計畫中，尤其是轉場、一場戲的開頭可以怎麼剪接、結尾可以怎麼進入下一個不同場景。
我們已經拍過幾部結構很複雜的電影，但事前我們就知道要怎麼統整每一段。我們會設計好呈現一場戲的方式，而且，如果感覺能夠巧妙地切入，有可能會用另一個故事進入下一場戲。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列各種鏡頭表的原因。
有些導演不列鏡頭表，例如李安。他的拍片方式是當天先看演員彩排，而我通常是跟著思考適合的拍攝角度，然後有時他可能會針對我們事前討論過的某個拍攝方法想到什麼。過程中，這些都沒有用筆紙來記錄。對於取景、攝影機的位置或鏡頭，他都超級明確，比如他會確切指定要32 釐米的鏡頭，還會要求場務領班在地板上標出記號、測量攝影機的距離。對我來說，那是截然不同的拍片方法。
本來我很不習慣，但那是他的方式，於是我學著跟他那樣合作。毫無疑問，他的眼光無比精準，所以他要求的每件事都完全合理，那樣很棒。在我合作過的所有導演裡，他可能是要求最明確的一位。其他的導演會跟你討論像焦距這樣的事，不太會指定鏡頭，但李安是超級明確。對他來說，27 和25 釐米全然不同，一定要27 釐米，那才合乎他的想像。身為電影攝影師，我學到做這一行要懂得變通，要了解每個導演有各自不同的拍片方式。然後我發現，藉由學習去適應任何風格，我漸漸成為一個成熟的電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