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我可不可以不要寫作業？」
聽到這句話，我一點都不生氣，反而興致勃勃的問：「為什麼？你不知道不寫作業，會很恐怖嗎？」
這場景不在補習班，也不在教室，而是醫療院所裡的團體治療室。
我在這裡擔任青少年性侵害加害人的團體治療師，課程是強制執行，而青少年多半來自少輔院、安置機構抑或是隔代教養的家庭。
這樣的課程有明確的教學內容，其中不乏性教育、兩性交往關係，最重要的是家庭作業，須寫課程心得、收穫，若無法準時繳交，可能會面臨其他的責罰，例如上不完的課、待不完的機構、保護官的「關心」……等。
帶領幾次課程後，便發現某特定機構的孩子都不寫作業，這讓我有些疑惑，他們不知道不寫作業的結果很慘烈嗎？我在團體先是和善的詢問原因，年紀比較大的就瞪我，擺出流氓的樣子說：「不想寫啦，哪有什麼原因，我大字都不會寫幾個！」有時還附加幾句挑釁女性的語言，像是「母的是知道三小？」年紀小的就眼眶泛淚、搖搖頭，一個字都不敢多說，顯得很委屈的樣子，資深同事會跟我說：「你別被騙了，有些小孩很會演戲，你別心軟了啊。」幾次探詢得不到答案後，我開始像機器人一樣，淡漠的覆誦合約明文規定，不寫作業會帶來的罰則，要孩子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但我心裡想的是，他們才多大，真的能為自己負責嗎？他們也只是交差了事的點個頭，而我也只是餬口飯吃，這種時刻，像是有種看不見的默契，只是將這樣的流程跑完而已，大家心知肚明。
而終於有個剛進機構的少年，提出了「他不想寫作業」的聲音時，我內心一陣欣喜，但表面上還是很鎮定的，深怕被孩子們發現後，又靜默不說話了，我觀察其他同機構的孩子們，有些人頭低低，有些人驚訝表情一閃而逝，隨即又恢復鎮定。
我再次說到，「不寫作業會很麻煩，可能會有很多其他懲罰，這只是個形式啊，你有寫我都能接受。」少年再次搖頭，揮揮手跟我說：「不行啦，這張作業紙拿出來，就都破功了。」我一臉不解，少年低著頭小聲地說：「只要有這張紙，機構裡的人就知道我是因為『這種』案件來的，他們會揍我，說我犯香蕉，也可會排擠我。」我有些驚訝，終於恍然大悟，轉頭看其他同機構的成員，他們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我突然覺得有些難過，那些不配合、痞子或兇惡的模樣，背後有著難以啟齒的理由。這個時候，我突然覺得若想逃避寫作業，找藉口或敷衍都比不上用發脾氣來得有效。
我沉默了一下，決定先開口：「所以你們知道機構裡還有誰要來上課嗎？」，孩子們七嘴八舌的討論了起來「誰誰誰來很久了」、「誰誰誰在機構裡很兇，大家不敢惹他」、「誰誰誰課上很久的課都沒過，感覺很不妙」、「誰誰誰因為寫作業被大家嘲笑」，這大概是我帶團體以來，討論最蓬勃的時候吧。
我持續問到，「之前偶而又能交作業是怎麼回事？」年紀小的孩子就說：「如果去學校上課，我就會帶去寫，但還是要很小心，被發現就糟了。」年紀大的則說：「作業紙摺得很小，去打工的地方，或是上廁所的時候會稍微寫一下，不然都不寫，也會被關心啊。」我突然疑惑的問到：「別人怎麼知道這張作業紙是跟性侵害課程相關呢？」孩子們露出憤恨的表情，開始大聲的向我說明，「之前就是那個誰誰誰，有夠阿達，自己拿作業紙出來，還大聲嚷嚷，別人都知道了。」我問：「然後呢？」其中一個孩子：「然後就被誰誰誰扁啊，扁完老師才來。」另一個孩子：「他好像真的頭腦有問題，老師講話他都聽不懂，還是做錯，每次都被罰，都是他害的啦，真希望他趕快離開。」
我傾聽一陣後，歸納出結論：「聽起來都是那張作業紙的問題，如果換白紙，隨便你們寫呢？」孩子們眼神透露出希望，紛紛問到「有可能嗎？」、「白紙會被接受嗎？」、「法院會接受嗎？」我向他們保證我會去問這件事，在這之前就用白紙吧﹗我會盡我的力量說服法院，請他們耐心等我的消息。
＊作者為諮商心理師，從事性侵害與家暴業務超過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