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在台北，端傳媒同仁邀請我去做一個分享會。我選擇了一個有些個人化的題目：「流亡是刻在時代臉上的紅字」。我說，幾乎所有的流亡者都希望抹去臉上的這個紅字。流亡的標簽讓他們覺得受罰、羞恥、挫敗、被棄、被孤立、面臨生存危機、困惑於身份認同。但是，我要講出這些不可言說的痛苦。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勒（Herta Müller）當年從共產黨專制的羅馬尼亞流亡到德國之後說過，人們在等待你開口，而你又難以啟齒，「沉默讓我們令人不快，說話使我們變得可笑」。但是她說，「我不會拋棄那些讓我變成笑柄的記憶，不會在寫作時棄之不理。」
我的分享演講並不像設想的那樣豐富和流暢，對於不可言說的挑戰顯然未能成功。兩周以後，我在本專欄發表了《我的「改革開放40年」紀念（上）》。我寫道：
「改革開放」是一個宏大敘事，集體暢想。從一開始，我就呼籲個人立場，鼓吹堅持個人價值，記錄個體歷史，警惕時代洪流的挾裹。因此，我要再次以個人的經歷回顧一下幾個「紀念日」的思考，作為對「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一個小小的紀念。
「在歷史中發現自己」才是紀念的意思所在
我回顧了我作為媒體人和時評寫作者，經歷了3個「改革開放」整十周年慶，寫下了若干篇紀念文章。我越來越明白，或者說從一開始就懷疑，過度包裝的妥協話語是無效的，只能自欺欺人。最終，我與「改革開放」體制的合作走向終結。2008年4月，我在《FT中文網》發表了評論《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
這篇文章帶來了一場長達數年的爭論，也改變了我和家人的命運。然而，再一次，我的個人敘述受阻，本應該在第二周接著發表的下一篇文章，遲遲未能完稿。假如有讀者還在惦念，我為此感到抱歉。
有人會認為，在時代大潮之中，個人的悲歡離合似乎無關宏旨，過於看重難免矯情。然而，這正是我要反對的洗腦話語。正如我在2008年「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寫的幾篇紀念文章中所說，「無論你是何種角色，都不要被歷史的大潮淹沒，或者沖刷去你的獨立存在」，「在歷史中發現自己」才是紀念的意思所在。
在藏人自焚超過160人、百萬維吾爾族被關進「再教育營」的今天
本周是西藏起義、達賴喇嘛流亡60周年紀念日。受此激勵，我寫完這個紀念文章的下篇。
在藏人自焚人數超過160人，百萬維吾爾族人被關進「再教育營」的今天，回頭看我的那篇短文《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真是百感交集。這篇文章說：「如果真的站在新聞價值的立場，那麼他們就不會僅僅揭露西方媒體的虛假報導，而且應該質疑中國政府對消息源和國內媒體的雙重控制。毫無疑問，後者對新聞價值的傷害更甚於前者。」 「西方人對中國的歪曲報導，源自不願意傾聽和了解，沉迷於薩義德說的那種東方主義想象，那麼我們對少數民族又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