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59年，對幾代藏人來說，是個刻骨銘心的年份。
上世紀50年代初中共入侵並佔領西藏後，在藏區暴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引發的不滿和抵抗在這一年達到頂峰。
3月10日，拉薩爆發藏人起義。七天後的一個深夜，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無奈出走。時年未滿24歲的他，可能未曾料到，此一去，一個甲子。
那一年，八萬多藏人追隨達賴喇嘛的腳步，背井離鄉，踏上流亡之路。匆匆離開時來不及的告別，淹沒在時光中。此一別，物是人非。
留下的人見證了中國軍隊的機槍、炮火。不計其數的藏人，生命定格在了那個年份。武力鎮壓後的抓捕讓一大批人失去自由，戈壁灘的勞改農場裡掩埋著他們的屍骨。
達賴喇嘛在自傳《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寫道：「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死亡與破壞進程，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中達到頂峰。當這一切結束之時，大約6400座（99.9%）寺廟被毀，中國的佔領政策直接導致約120萬藏人非正常死亡（藏人總人口約為600萬）。」
在那場以失敗告終的，反抗共產黨統治的拉薩起義60年之際，美國之音採訪了四位旅居海外的藏人，講述1959在他們生命中留下的印記。
以下第二部分——《洛桑坦帕：我為達賴喇嘛牽馬》。
洛桑坦帕
71歲，前僧人
12歲隨達賴喇嘛出走印度，現居美國
我是1947年在拉薩出生的。九歲那年我成了沙拉寺的一名僧人。
在西藏的傳統中，如果家裡有幾個男孩，母親都希望送一兩個去寺廟當僧人。我的情況有點不同。我父親是噶廈政府一名高官的僕人，本來我也要做這家的僕人，唯一可以擺脫這種命運的就是成為一名僧人，因此我母親花了很多心思送我去寺廟當僧人。
我的師傅功德林·烏色堅贊是噶廈政府中一位層級很高的官員。他也是功德林寺的住持，當時非常有威望。他願意培養我日後成為政府中的僧人官員。
我曾經跟功德林先生去過拉薩河南岸的解放軍軍區。那些漢人軍官對我非常友善。他們請我喝水、吃糖。我對他們的印象很好。我怎麼也想不到他們會變成後來那般殘暴的模樣。
那時我經常出入羅布林卡（達賴喇嘛的夏宮），因為功德林先生住在那裡。1959年3月，數萬人包圍了那裡，形勢非常緊張。羅布林卡有四個門，我總是走南門。門口的警衛認識我，所以我可以進去，一般人他們是絕不放行的。
我後來知道，功德林先生和帕拉先生（達賴喇嘛的大管家）策劃了達賴喇嘛整個的出走行程，但當時這一切都是絕對保密的。功德林先生秘密挑選了一些警衛人員，他們把達賴喇嘛的照片放在頭上，發誓絕不會對外說出一個字。
出發兩天前，功德林先生叫我到他家去。他說：「我們要到山南（藏區南部，解放軍尚未佔領那裡）去，你想不想一起去？」我不知道山南在哪裡，但是我說：「我要去」。我當時很年輕，很瘦小，但是非常強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