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符號中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的關係，靠的是值得信賴的母親，她那渾身富有情感的身體。
當這個過程簡化成機器與人腦的交流，語言學習就與親身接觸的情感作用分離，而意符與意指的關係變成只有操作性的意義，而沒有情感上的意義。語言不再掌握情感的意涵，意涵也不再深植於身體深處，而溝通也不再被認為是身體之間的情感關係，只是一種操作指示的交換作用。我們可以預期，很快就會出現精神的折磨。
另外，第二種轉變其實已經發生在心理領域：年輕人把早年的人格形成階段，花在持續與資訊機器互動，卻越來越少體驗與別人面對面的親身接觸。兒童不再現身於其他兒童面前，卻常和遙遠的某人以虛擬形式溝通，而這個人的身體則存在於無法感覺、無法判斷的空間。
因此，感性已經瀕臨危急關頭。感性是人類的一種能力，讓人能理解無法簡化成語言的非口語表達的訊號。感性（以及敏感度（sensitivity），是非口語表達能力的肢體與性欲面向，可以理解與交流意義）也是人際之間的感應膜，能對別人的知覺產生同理心。同理心並不是一種天生的情感，而是一種需要教化與改良的心理條件，缺少這種教化，同理心就會退縮，就會消失。
有很多證據顯示，溝通體驗的變化正在同理心（自閉趨勢）與感性（對別人的現身敏感度鈍化）領域，造成反常現象。而這種心理與語言互動關係的變化，也可能與當代生活的不穩定有關。不穩定性（Precariousness）不只存在於去疆域化時代的全球勞動環境，也意味著社會整體的分裂、自我認知與時間認知的裂解。時間不再屬於每一個個人，資本家也不再購買每一個人的人生；更精確地說，人從工作場所中被移除，時間變得零碎且與個人無關，可以被資本家取得，也可以被以網路相連的機器重新組合
贏一時就好
大開殺戒那一天，哈里斯穿著一件白色T恤，上面印著黑色的「自然淘汰」四個大字。自然淘汰也出現在哈里斯的日誌裡，幾年之後，也出現在奧維寧的文字中。
就像大部分成長於數十年新自由主義發展中的年輕世代，年輕的哈里斯完全被說服，強者有勝利與領先的權利。這是教育他的社會環境中，他自然吸收到的哲學，也是他喜歡的電玩遊戲中的基本原理。但這個年輕人非常清楚，在真實的社會遊戲中，他不可能贏。所以他決定成為一時的贏家：我要殺人，我就會贏，然後我就會死。
哈里斯與克萊柏德的心理狀態，可以綜合描述為新自由主義意義底下想贏一時的一種自殺形式。
在新自由主義宣稱終結階級鬥爭之後，唯一留下來的社會分類就是贏家與輸家。不再有資本家與工人了，也不再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了。除非你又強又聰明，否則你悲慘就是活該。
資本家絕對主義（capitalist absolutism）就是建立在大眾（大部分都是無意識的）堅守自然淘汰的哲學。其實犯下大屠殺的人相信：最適者與最強者有權利在社會遊戲中取勝。但他也知道或意識到，他自己既不是最適者，也不是最強者。所以他選擇報復與實現自我主張的唯一可能行動：殺人，然後被殺。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歐洲知名作家、理論家，義大利自主主義運動的最重要核心人物。一九七六年成立了知名電台「Alice」，目前在米蘭的布雷拉美術學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Brera）主教社會傳播史課程。研究範疇聚焦在後工業資本社會中的媒體與資訊科技，作品往往結合歷史、哲學、社會、政治、科技、傳播等多重領域，以宏觀的辯證探究當代人的集體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