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企業面臨困境或危機時，經常有從公司外、甚至行業外找一位CEO來整頓，有時可以突破慣性思考、不因循舊章，反而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台灣企業文化不太有找圈外人來管理的習慣，有趣的是，國民黨2020年總統大選卻屢屢看到這樣的「圈外人」現象，韓國瑜是一位，郭台銘則更是驚天動地的圈外人。
這種政壇的局外人現象，絕非台灣獨有，美國總統川普是最明顯的例子，法國傳統的左右政黨沒落、由馬克宏所組的中間政黨執政，義大利由左右極端政黨共組聯合內閣等，都可以看到原來被視為邊緣或極端的圈外人或意見，逐漸成為主流的趨勢。
美國和歐洲的差別在於，歐洲反建制力量傾向另組新政黨，但對既有傳統政黨帶來莫大壓力，這些傳統政黨常被迫往極右或極左靠攏，否則可能喪失生存空間；相反的美國兩大黨的基礎穩固，反建制力量從大黨內部奪權，川普從一開始參加黨內初選、黨內菁英不看好到扺制無效，到最後掌握大權，有人形容這個過程是川普對美國共和黨「敵意併購」(HOSTILE TAKEOVER):一個本來主張小政府、重視國防武力的保守派民主政黨，最後卻淪為反移民、有危險法西斯傾向的政黨。
川普對共和黨的傷害是可以想見的，但川普並非憑空而生，在川普之前已有美國茶黨鋪好共和黨極端化的道路；而川普之所以能拿下關鍵州，更拜美國中西部的不景氣及藍領勞工失業率所賜。川普現象的形成，意識形態和經濟因素是交織而成。
台灣的郭台銘之路是如何鋪成的？從韓流崛起到郭台銘成為可能選項，過去都是不可思議之事，現在為何理所當然，反映的不只是國民黨的危機，其實是整個國家的危機；台灣過去20年來，政治對立、經濟發展停滯、看不到產業前景、人才外移；韓國瑜現象反映的兩種力量的抬頭，一種是對過去重政治、輕經濟操作的反彈，另一種是期待國民黨能夠強勢、硬起來反制民進黨，這一點特別是韓國瑜聲勢為何壓過朱立倫的主要原因，簡言之，強勢領導和重視經濟民生是現階段民眾期待的領導人特質，就這兩個特質而言，郭台銘比韓國瑜有過之而無不及，韓國瑜在前鋪陳，郭台銘投入選舉已是水到渠成。
更可悲的是，郭台銘未來若是要以企業強人形像取勝，台灣過去幾年的政治操作也已為他打下驚人的基礎，這幾日有評論指企業老闆和總統最大的不同是，總統仍須受制於五權分立、而不能為所欲為；常態上是應該如此，但台灣過去幾年來已淪為只要有國會多數就可以為所欲為，民進黨已為國民黨立下一個惡例，郭台銘未來若真的當上總統，他能夠霸氣的程度只怕不遜於鴻海董事長的作為。
企業老闆是不是好的政治人物？其實難以一概而論，億萬富翁的前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Rubens Bloomberg）政績不惡、卸任前後都頗受好評；但市長和總統的複雜性無法類比，川普是未利益迴避的最負面案例，他的家族事業已和美國外交牽扯不清；同樣的，郭台銘無論在中國有龐大的事業，在美國則有相當的承諾，他若當選總統即使將所有事業信託，都不可避免的會出現重大利益衝突。但這似乎已不在國民黨核心的考量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