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國際局勢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美日領袖與專家看得到的，臺灣不應看不到。當今國際政治已經沒有「大三角」（中俄綜合實力仍遜於美國），臺灣也不可能重回粗放的「一邊倒」。美國是否要展開冷戰式全社會（whole-society approach）抗中戰略，還廣受爭議。臺灣理應在對美中全面抗衡與全面扈從之間，進行「負責任的避險」。
而避險戰略的三個主要特徵如下︰一、同時選擇看似相反的選項，這些選項可以是同一領域，也可以細化區分（例如政經分離）。二、對巨大的相反力量都不做出綁定的、絕對性的承諾。三、對相反趨勢的激烈競爭，採取慢一步、小一步（fallback）的立場。我們避險（hedging）的目的不是搭便車，更不是尋求獲利最大，而是避免巨大損失。
與其他中小國家相比，臺灣避險有兩個更精密的步驟：「戰略開放」（strategic opening）與「負責任的避險」（responsible hedging）。臺灣是外貿導向的經濟體，競爭力的發揮有賴於對「外」競爭而非小市場內部互打，這也是「貨出去、人進來」的基本邏輯。關鍵是「出得去」與「進得來」不是自自然然，更不是撒錢買票，而要仰賴政府介入，產生項目精準、制度優越的國家級長期戰略規劃，這不是盲目開放而是「戰略開放」。我們對外參與區域貿易架構、對內加速升級轉型，這些關鍵作為又需要妥善應對前景高度不確定的中美競爭，於是「戰略開放」要求「負責任的避險」來配合。
「負責任的避險」看似矛盾，因為避險一定程度就是避免承擔小國無反承擔的風險和責任。但這裡所謂的「負責」，不是指承擔無法負荷的成本，而是降低競爭中大國對本國行為「不可預期性」的認知。避險都涉及大小不對稱關係，而大國往往因為要管理國內紛擾的問題與全球龐雜的外務而忽略小國的行為，相反的小國為引起大國注視，則會放大聲量爭取大國的關注。這些都是尋常的心理反應。但是小國避險之餘，必須仔細而準確地考量各大國的戰略偏好和利害關係，而不是片面造成大國關係更多的風險和負擔。
例如臺海議題是美中競爭裡，可能導致代價最巨大、成本最昂貴的危險問題。但是議題的重量對美中而言又會隨著情勢而轉變。臺海議題是北京的「核心利益」，但目前不是迫切問題，除非臺方大動作「要求」北京將臺海問題當作「迫切」問題。又例如臺海是美國在亞太有迫切性的重要利益，所以美方現在關切臺北的程度和動作已不亞於北京。但是相比於北京，臺北對美國而言不完全是「核心利益」。如果我們自認為對美中而言，臺灣在「迫切性」與「重要性」都完全相同，則不僅是嚴重誤判，還很可能是「不負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