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學界曾深入研究大三角（美蘇中）關係，此後十多年兩岸也有許多延伸大三角的多種「小三角」探討（美中臺、中日臺等等）。不過當時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徵今天已經大幅改變，不僅是兩極不再，國際體系進入「權力移轉」的高風險階段，美中也從有限夥伴轉向更全面的競爭。這種競爭以「雙攻勢」為特徵，一方面崛起方希望部分改變全球治理規則去維護其核心利益，並依序完成「雙百」（「建黨」百年完成小康社會與「建國」百年完成國家現代化）戰略目標，如果如願，國際體系結構的國力排序很可能會隨之移轉，這是「以守為攻」。
另一方面現狀霸主基於無政府狀態的信任稀缺原則，加上兩強世界觀的重大差異，當然必須阻卻這一移轉。如果從卡特到川普，眾多華府菁英都對此種移轉有所警覺而希望戰略上用局部收縮來重新聚焦，則從「重返亞洲」到「印太」，都只是不同版本的「再平衡」，是「以攻為守」的霸權護持行動。
目前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二戰的產物。除了蘇聯--俄羅斯與部分「失敗國家」之外，包括秩序締造者、西方聯盟與各種型態的發展中國家，都是其追隨者和受益者。但是如美國對外關係協會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最近在《外交事務》發表題為〈一個秩序如何終結〉(How A World Order Ends?) 的專文表明，眾多歷史秩序都是戰爭的產物，而所有歷史秩序的興衰都是不可避免的。國際秩序必然以特定的大國權力分布為基礎，再以一套相應的價值和制度安排為支撐，最後還需要睿智的政治領袖與高明的外交政策來維護，才能運轉。
當前自由國際秩序的權力基礎正在移轉，其三大觀念性、制度性支柱也在變化︰「主權國家」制度在恐怖主義、民族主義和難民危機中動搖、個人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多場經濟危機、全球不平等潮流下向反全球化與保護主義靠攏，而為數不多的「自由多元民主」政體則遭遇民粹主義挑戰，有明顯向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轉變的趨勢。尤其嚴重的是，領導秩序運轉的西方國家都逐漸被民粹化的選舉挾持，民主選舉越來越無法產生關心國際政治、有遠見的外交家。
國際體系與秩序發生變遷時，中小國家自然要承受風險。大國面臨秩序緩慢但不可逆的變遷時，往往還有時間與空間去管理變遷，也有比較足夠的籌碼容許試誤。然而懷璧其罪，歷來在地緣政治中佔據關鍵位置的中小行為者，風險更大。
對於臺灣而言，冷戰剛結束時，美國獨強，無須費神就可做出扈從美國的選擇。但是因為中國再起（reemergence）、兩岸經貿依存加深又不以臺灣政黨輪替為轉移，加上美中關係「雙攻勢」，臺北現在的三角戰略變得十分艱難。尤其是臺灣內部本來存在著的認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與衍生的各種「政治正確」，更使任何維護關於中華民國/臺灣生存與安全的理性辯論無法展開，在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理所當然的友中外交策略，在臺灣都變成各種不可原諒的道德錯誤。各種廉價的政治正確，都變成不容爭辯的理所當然。關鍵的戰略選項，只能簡化為安撫認同差異的「親X愛Y」或「A靠X，B靠Y」口號，誰去研究政策細節就變成「權貴」，國家長遠未來沒人願意多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