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漿標示使用非基改黃豆，但實際上摻了部分基改黃豆，這樣就要被關七年，合理嗎？」、「米酒沒有米、橄欖油只要一滴，這不是攙偽，那什麼才叫做攙偽？」台灣近年來幾乎是每一、二個月就有食安新聞，其中多是添加未經許可的添加物、改標和標示不實等問題，開罰問題食品是理所應當，然而針對黑心廠商「怎麼罰」，卻呈現出司法判決和民眾感受的落差。
這個落差，來自於近年來許多食安事件中，法院最後是用「標示不實」、「詐欺」等罪刑開罰，而不是用罰則較重的「摻偽造假」開罰。現行《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一項對於「攙偽或假冒」，不論情節嚴重與否或是否對人體有害，都直接可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8000萬元以下罰金；若致人於死最重可罰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億元以下罰金。
食安法罰則不符比例原則 法院、檢察官有法不敢用
伯衡法律事務所長、前檢察官翁偉倫指出，「依照目前最高法院見解，像是素食廠商在食品中摻進了葷食、標榜有機食品實際上有部分用化學肥料，或是標示非基改黃豆的豆漿卻有摻基改黃豆，「這些都算是攙偽假冒，不用考慮對人體是否有害，就可以處七年以下或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樣合理嗎？」
在過去食安事件的判例中，法院多以是否「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作為是否為攙偽假冒判決標準，翁偉倫直言，「就是因為攙偽假冒刑罰太重（食安法第49條），司法官判不下去！」而基於良心選擇罪刑相符的罰則。對此，翁偉倫認為，食安問題與健康相關，民眾當然會期待法院判越重越好，「但是這個想法對不對？絕對不對！」攙偽假冒當然可以刑罰化、重罪化，但構成要件要更明確，且罪刑要相當。
翁偉倫強調，食安事件如果已經明確造成人體危害或是大量死傷，譬如大陸的三聚氰氨（毒奶粉）事件為例，如果發生在國內造成嬰兒死亡，那法官一定會重判，「毫無懸念用食安法第49條，甚至判死刑都不足惜。」
面對食安廠商 即時性的行政罰更能立竿見影
翁偉倫表示，對於那些黑心廠商其實行政機關就能裁罰，而且比司法程序來的更立即、更有效。他指出，「很多民眾不知道，行政機關的權利大到可以黑心廠商關閉工廠，對商人來說是坐牢三個月、一年嚴重，還是工廠被關掉嚴重？就我來看是工廠被關閉比較嚴重。」
「行政罰可以針對問題廠商連續處罰、斷水斷電、勒令停業，甚至是撤銷執照，再不改善就再加重刑事責任。」翁偉倫強調，行政裁罰是立即性的行政手段，行政機關有調查權，廠商不配合調查就可以直接強制斷水斷電，即便廠商不服要打行政訴願或行政救濟，也不影響行政罰的執行，反觀司法訴訟過程漫長，等到判決確定需要三、五年，「真正要保護民眾健康，行政罰是更為有效的方式。」
翁偉倫表示，司法訴訟其實是逼不得已最後的手段，目前食安問題會陷入目前的窘境，主要就是因為行政機關的「無能」和「怠惰」；怠惰不一定是指公務人員懶散，而是一方面政府預算和稽查人力不足；另一方面，基層公務員即便盡責稽查、開罰，可能馬上就有民意代表向長官「關切」，「所以寧願把問題丟給司法機關。」
食安問題層出不窮，您認為食安修法應不應加重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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