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論戰敗後簽定和平協議(證實打不贏)，或在戰爭威脅下(預見打不贏)而不經一戰地簽定和平協議，都是一樣的為免更大傷害而做出的次壞選擇，有何本質差異？
其次，所謂藏人反抗是因為四川康區地主反抗的說法更是毫無根據的。看《十七條協議》的前言部分，很清楚地表明簽約的主體是西藏民族，因此，西藏政府才會在其後多次要求中國政府將其他西藏地區也併入拉薩政府的管轄下，中國政府從未正式回絕，每次都是打太極的拖延戰術。
中國政府根據協議進入西藏之後，一直都在處心積慮地破壞《十七條協議》，從成立並行的政府機構、到直接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等，接著要推行民主改革，從而使協議賦予西藏政府的權利完全成了空中閣樓，有名無實。因此，達賴喇嘛於1956年訪問印度時，曾經想在印度尋求避難，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卻鼓勵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因為彼時只有堅持《十七條協議》，才能多少保護西藏人民。於此同時，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也專程趕到印度勸達賴喇嘛回去，並承諾將民主改革推遲六年。這就是〈西藏的和平轉型協議〉一文中所謂毛澤東隱忍的真相。而且，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後，中國也只是在拉薩周邊停止了推動民主改革，其他地方繼續推行，因此才有了西藏康區和安多的武裝抵抗。
1956年中國政府進行的民主改革（不叫土改），其實就是集體化，即人民公社的前身合作社運動。中國政府其實預見到西藏人一定會反抗，因此康區和安多各縣幾乎同時以開會等名義先把藏人上層或領袖人物集中後全數誘捕，以為群龍無首後才開始推行，結果卻引發了一般藏人更激烈的反抗，包括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的發起人或官兵，都是一般的平民。因此，當1959年3月10日中共邀請達賴喇嘛到中國軍營觀賞戲劇時，西藏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次輪到達賴喇嘛了，因而群起保護。
西藏人當然不是所謂的「誤信」，前車之鑑歷歷在目，如果沒有西藏人民當時的起而保護，想必達賴喇嘛也會被中共控制，其下場也不會比選擇與中共合作的班禪喇嘛更好，而西藏民族的處境則一定會更加的悽慘。
中國軍隊未能誘捕達賴喇嘛，便索性視《十七條協議》為無物，攻擊和屠殺西藏人民，完全取代西藏政府。上文竟然宣稱西藏人破壞協議，中共「不得不」解散西藏政府，黑白顛倒，莫此為甚。
在此要說明一點，中國宣稱解放農奴，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西藏類似封建體制，西藏的賦稅制度基本上是在農牧民領有土地的前提下提供勞役服務，只有取消勞役的問題，因為土地本來就掌握在一般藏人手中。西藏不存在所謂的農奴制，藏語中的農奴(brn-gyog)本身就是從中文創造翻譯的，藏語中的(brn-gyog)本意是「小」，引申為屬民、地位底下的僕人等。根本不具有中共根據馬克思社會歷史階段論提出的類似在俄羅斯存在的農奴制等的意思。
在西藏，西藏人民只要向政府繳納了幾百年前就規定的賦稅或勞役服務，就可以享有對土地的主權、個人的自由和社會群體中的權益，雖然普遍貧窮(包括所謂的貴族也不是很富裕)，但西藏人是自由、有尊嚴地生活的民族。
1956年以後的所謂民主改革才是真正讓西藏人民集體成為中國的農奴，人民公社的戶口制度更是讓人民完全依附在中國政權體制下而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從此以後，西藏人承受無止盡的勞役和掠奪，包括六十年代數以幾十萬計的西藏人被活活餓死(中國人當時也餓死很多)等，所有這類苦難在西藏歷史上是聞所未聞，從來不曾發生過。其悲慘處境即使是很多曾被外族奴役過的其他民族看了也要投來悲憐的目光。
其實，中國政府也在「四人幫禍國殃民」、「浩劫」等語境下，承認民主改革後的西藏人民一貧如洗，處境極為悲慘。
＊作者跋熱･達瓦才仁為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