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百零五歲的楊絳老人過世，意外在中國知識份子圈掀起一波「錢楊之爭」的毀譽之辯，圍繞在知識份子的「沈默」，而對公共事務或一般認知「政治」的沈默，到底是世故還是禁忌？是自保還是犬儒？甚而對沈默都保持沈默，有論者認為「討論沈默」是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也有論者認為在時代的壓力下（如文革），勇敢不該說得如此輕巧。
筆者一直是張鳴教授的讀者，很欣賞他在各種公共議題上發表的見解，以及他的社會批評。剛才讀了張鳴的新作《徐賁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說的勇敢》（原題：《看客的勇敢》），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徐賁先生既未對錢楊夫婦，也未對張鳴本人提出什麼「勇敢」的要求，他只是思考「錢楊政治行為缺失」的普遍意義，提倡一種他希望看到的公共道德。
現在美國擔任教授的徐賁，他所在的地理位置，並沒有阻礙他對中國公共事務有著充滿激情的關懷。正如張鳴先生所說，徐賁先生的很多文章令人「欽佩得很」，我本人也是徐賁文章的受益者。
那麼，為什麼很多國內知識份子會欽佩徐賁? 這是因為他雖然身在海外，並沒有把自己當作「看客」。多年來，被稱為「說理者徐賁」的這位華人教授，「在無賴的世界說理，在犬儒的國度立人」。他提倡說理的價值規範，提倡對公民意識的培育與涵養，被認為是」 在強權與犬儒交織而成的荊棘叢中，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徐賁做到了他所定義的知識份子應該做的：努力思考，並以此來克服公眾生活思考缺陷。」
介入這場「錢楊之爭」，徐賁的基本觀點其實與張鳴本人的看法相同。張鳴說：「作為知識份子，的確要比普通人應該多一點道義上的義務。」徐賁的《沉默是知識份子的「權利」嗎》一文，整個的論述，就是如張鳴所說，知識份子要多一點道義責任。
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與張鳴的出發點基本一致的徐賁，為什麼會因為他的海外身份受到張鳴如此的嘲諷？張鳴談到「看客」與「奴隸」，質疑徐賁在國內生活的經歷，說徐賁的這篇文字，「說得太輕巧了。其實，即使那個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我輩，如果也算是知識份子的話，也沒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識份子勇敢。」
但徐賁並沒有叫張鳴「勇敢」，他的本意只是讚賞這次圍繞錢楊的討論，尋求其中的意義。張鳴說徐賁的話「太輕巧「，其實這種「輕巧」的話語源遠流長，來自東西方的哲人與思想家，長期研究「知識份子與公共政治」的徐賁，不過是傳播一種自古以來的人文精神與公共理念而已。
在被張鳴修理的文章中，徐賁引用了一些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理論，例如，梁啟超針對公民冷漠，宣導「公德」的社會啟蒙；康得關於人的道德義務的分類；美國社會學家伊維塔·澤魯巴維爾在《房間裡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一書談到的「政治性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