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長廷作為國內資深的政治人物，官階最高曾至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院長，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謝代表更曾作為兩千零八年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堪稱是有機會成為台灣總統的；但是，當謝長廷成為中華民國正式派駐於日本的代表時，顯然忘卻了自己的身分，處處為日本發言而對台灣施壓，不知意欲何為?外交為內政的延伸，謝長廷的言論，是否經過蔡英文總統的默許，實則為蔡總統嘗試對台灣社會放風聲試探輿情?亦或，謝根本無視小英總統而自行暢所欲言?駐外官員可以依自己的喜好與傾向，擅自對外發言嗎?不免令人不解。
駐外代表的基本職責，為公開及私下處處為自己的代表國爭取權益，依照代表國的需求及利益，對駐在國表現出或強硬、或親善、或妥協的姿態。如今，雖不曉得我國的駐日代表是否已經私下為台灣爭取到什麼利益，倒是見其發表一系列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言論，國人對謝長廷扮演的角色不免感到困惑。謝代表究竟是台灣駐日的代表官員，亦或是日本駐台的代表?按說理應是前者，但觀其言行，卻又頗似後者。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日本官員不敢說的，我國駐日代表都替他們說完了。日本官員毫無疑問地，必然很滿意謝長廷先生的表現。如同謝長廷回應其同邱義仁的分工差異為他在日本交朋友，邱在台灣負責接待。無論如何，交朋友這個任務看來應當是可以達成的。
我們了解新政府在駐外官員的任免上，有時直接跳過職業外交官，而以政治任命的方式指派非外交專業的「自己人」，如謝長廷；或以不盡人情的方式拔掉職業外交官的「外人」，如沈呂巡。這些，國人都可以理解，也都沒有關係。即便如此，新政府縱然不畏政治酬庸的嫌疑，任命非外交專業的自己人作為駐外官員，怎麼說此人都該替台灣說話、替台灣人民對外爭取權益、替台灣政府對外據理力爭。這本是政府駐外官員的份內職責所在，也是外交官在台灣社會普遍受到敬重、享有一定地位的根本原因。
台灣社會敬重外交官，因為其不畏艱難，在世界各地為台灣的國際地位奮鬥；台灣人民尊崇外交官，因為其不懼台灣的外交困境，周旋於世界各國的政要及遊說團體，為台灣政府及人民的權益與尊嚴而奔走。台灣年輕人嚮往成為外交官，是因為我國的外交官，在中共及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層層封鎖與打壓中，不惜犧牲伴侶的工作及自身孩子的教育(往往隨父母親的駐在國更換或調回外交部，而不斷轉學、不斷適應新的環境與同學)，以犧牲小我的精神來成就國家。
當然，日本作為先進而高度開發的民主國家，環境舒適、風景優美、生活便利，駐日的謝代表顯然不至於因派駐日本，而須要做出太大的犧牲，或因為人在日本，而感到有什麼不愉快不方便的地方。即便如此，或許謝長廷先生有自己的難言之隱，有許多不得不說出口的心底話；那麼，當個非典型外交官也無妨。就如同台北市民願意將台北市政交由外科醫師柯文哲來學習市政般，我兩千三百五十萬國民自然也願意將駐日代表這般重要的職位，交由謝前院長作為外交事務的實踐學習。
因此，我們期許台灣駐日代表於閒暇之時，多請益日本當地的國內外職業外交官，如何妥適地扮演好駐外代表的身分。倘非如此，謝前院長若仍將過往在台灣操作政治、引導輿論的習慣帶到日本，恐怕日本要不輕視台灣也有困難。畢竟，台灣駐日代表反過頭來替其駐在國日本發聲，並對台灣內部下指導棋，恐將削弱蔡英文總統之後七月對日談判的籌碼，並壓縮台日雙邊談判可取得的相互諒解、相互妥協的空間。
為避免日本政府輕視我國，將小英政府視為日本將來四年甚至八年內，可無所顧忌大佔台灣便宜的禁臠。為我中華民國政府未來對日談判得以談的更有尊嚴，彼此交涉攻防時得以更有彈性。駐日代表的一言一行，恐需更加謹慎小心，此種關乎台灣人民權益之事，政府不可不慎，國人不可不察。然謝長廷作為駐日代表自然也有值得稱道之處，比如謝長廷表示，關於慰安婦的問題，一貫立場要求日本必須道歉必須賠償；這部分，顯然比行政院院長林全前些日子表示慰安婦未必都是被日本殖民政府強迫，更維護住了政府的立場與尊嚴。
＊作者為自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