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再說，我的勇氣，我的一切都源於監獄，這是我和其他中國作家不一樣的地方。在監獄裡，我受盡折磨，自殺了兩次，但我在監獄中學會了秘密寫作，還跟一個80多歲的老和尚學會了吹奏洞簫。從簫聲中體悟到「自由源於內心」。
一個內心自由的人，是獨裁政權的天敵，而政治觀點倒在其次。關鍵是體驗過失去自由、任人宰割的可怕和可悲，你才會全身心地為他人的自由而戰，並把「為他人的自由而戰」作為一種信仰。
大多數時候，在職業寫作之外，我是失敗的。比如我的三次坐牢的獄友李必豐，在我2011年7月從中越邊境出逃不久，警方懷疑他資助了我，於是抓捕了他，於是以莫須有的經濟罪名判刑10年，以儆效尤。我不得不為他呼籲，可8年過去了，他還在監獄裡，並妻離子散。他唯一的安慰是我還沒忘記他，前不久我在巴黎推廣《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的書店活動中，還在朗讀他不朽的《冬眠》：
冬季過早地來臨
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
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滋潤
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
凍得漸漸斑白
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
冬季來了，
我們都愛冬眠
心臟累了，
血液累了
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在這樣的國家
我們只有冬眠
我堅信這首詩會作為永恆的證詞，載入六四大屠殺之後的中國文學史。可作為流亡者，我的堅持并沒有幫助他走出監獄。後來，更致命的災難像李必豐詩中的雪，覆蓋了全中國。更多的朋友進去了，僅僅故鄉四川，就有劉賢斌、黃琦、陳衛、陳兵等等。我的四次坐牢的摯友劉曉波，也於2017年7月13日被謀殺在囚籠，我們曾竭盡全力營救，但最終被打敗了。雖然他的遺孀後來被釋放到德國，可代價如此慘痛——況且這一切很快會被忘記，中國依舊是全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市場，美國發起的對中國的貿易戰，不斷持續的起伏震盪，已經在一點點抹掉對李必豐、劉曉波等人的記憶——這個庸俗而殘酷的世界不再需要這些為祖國走向民主而坐穿牢底的英雄，無論他是螞蟻般的小人物，還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明白這些，我明白雖然記錄得夠多，可還得寫下去——正如兩千多年前，柏拉圖記錄了蘇格拉底臨死前的那場獄中哲學辯論。如果沒有柏拉圖留下來的文字，蘇格拉底也會被時間抹掉，他的死也是一個漸漸遠去的謎，不會至今還激蕩著我們。
是的，我寫出了《六四 我的證詞》和《子彈鴉片》，兩本書是一個整體，都記述了30年前的天安門大屠殺的受難者，許多人死了，許多人被監獄毀了——他們雖然出了監獄，卻在一座沒有圍牆的更大的監獄中，朝不保夕，生不如死。2000年1月13日，劉曉波第三次出獄時，讀完《六四 我的證詞》，曾寫信給我：「......我一直知道『六•四』後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這樣的風雲人物重，獄中的條件之惡劣，非常人所能想像。但在沒有看到你的《證詞》之前，這只是一種感覺而已。 《證詞》才使我能夠真實地觸摸到‘六•四’悲劇的真正受難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無法形諸於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後半生，只能為亡靈，為那些無名的受難者活著。什麼都可以過去，但無辜者的血淚是我心中永遠的石頭。沉重，冰涼，有尖利的棱角......」
